尽管在俄乌冲突中，法国受到极大冲击，损失巨大。但在全球日益陷入分裂和对立的形势下，马克龙在这次俄乌冲突中表现出独立性并强调欧盟安全自主迫切性，其表现总体上是积极的。在马克龙连任的情况下，法国和欧洲未来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对华沟通渠道。法国无论在俄乌冲突，还是在中欧关系中，或许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至少它是一个变数，是在做加法，所以，马克龙表现出的相对独立性还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与5年前相比，马克龙要领导一个更分化、更阶层对立的法国。同时，随着马克龙和勒庞民意支持率拉近，存在“国民联盟”赢得议会选举进而形成“左右共治”“府院相争”的可能。如此，将对法国新政府的内外政策制定和推进形成严重掣肘。而在欧盟层面，如何促进欧盟团结并推进欧洲一体化进一步深化，对马克龙亦是千头万绪。再从外部环境看，法国带领欧盟面对日益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追求“战略自主”的道路愈发艰难。

极右翼政党两次闯入法国大选第二轮投票并且得票率上升，体现出极右翼势力在法国影响力扩大。而从整个欧洲来看，极右翼势力正处于“蓬勃发展”态势。极右翼政党崛起的背后是反全球化思潮与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更反映了欧洲部分民众当下对传统政党不信任与排外交织的情绪。今后如果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无法有效解决中下层民众的困境，极右翼势力的扩张将难以遏制。

尽管马克龙已经基本锁定了大选胜局。但从选前最后一次民调来看，对政府和国家的负面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或导致民众认为在无法阻挡马克龙再次当选的情况下进行抗议投票，通过选出一个与马克龙不属于同一政党的政府，以阻挠其部分改革措施。尤其是在在总统选举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这种不满情绪或许会在立法选举中表现出来。有鉴于此，无论马克龙是否成功赢得立法选举，其改革措施推进或依然艰难。

未来几年，中东欧整个板块都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即：绝对的亲美、亲欧，反俄、仇俄，再有就是价值观外交，强调西方观念。俄乌冲突将进一步加大中东欧的这种地缘政治倾向，这是俄乌冲突对中东欧造成的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中东欧地区有可能从过去的中欧关系中的建设性力量变成一个负面性的力量。中欧关系基本面虽然仍在，但负向的东西增多，对华务实合作的声音被压制，这一趋势不利于中欧关系发展，也不符合欧盟自身利益。希望欧盟能加强内部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对华政策。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塞尔维亚一直坚定保持着“平衡”与“中立”的政策，究其原因，是由其在安全和情感上的与俄特殊关系决定的，也源自其对俄能源的高度依赖。同时，塞与俄保持关系的努力并不会冒上与欧搞坏关系的风险。而且，塞尔维亚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取向也与“军事中立”这一塞防务政策基本原则有关。但塞“平衡外交”也将面临欧美与俄关系夹缝的更严重挤压。如何继续纵横捭阖并发挥地区“杠杆”与“稳定器”作用，是塞必须直面的重大挑战。

近两届总统选举，显现法国政坛“去政党化”趋势加剧，“去政党化”不是指法国没有政党，而是指其传统大党正在快速地走下坡路，极左或极右政治势力迅速崛起。之所以如此，源于传统政党脱离群众，及其政策的趋同化，使其丧失民意支持。这凸显西方政体的结构性软肋，表明西方民主政党体制式微。作为西方政体的样本，法国的“去政党化”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西方政体的演变趋势。

波兰等国以“北约核共享”的理由提出部署需求，实际是让北约成员国共同承担在波兰部署核武的责任与风险，进而获取更多的安全保护与援助。但这是一个困境，作为北约中实力较弱一方不愿在联盟中被抛弃，想将美国牵进来，但问题是美国不想被过度“牵连”。同时，北约上述行为严重冲击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防扩散核心的国际安全秩序，将自身面临困境的成本转移到全球安全成本之上。最终会把整个欧洲都置于核战争的火药桶上，必将引火烧身。

德国重振军备是各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德国不希望继续把自身的安全完全托付在别人手中，希望在欧盟安全事务上发挥欧洲大国的影响力。德国放弃军事克制文化将产生以下影响：一，对欧洲共同防务计划“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是一大促动。二，这将改变德国欧洲“弱势霸主”的地位，一个更加“积极作为”的德国将在欧洲安全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显著的作用。三，这或对欧洲一些长期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产生外溢效应。

极右翼政党在绝大多数国家中或是挺进议会或是参与执政，已成泛欧洲的普遍现象。激进民族主义的思潮和对全球化的抵触反抗情绪兴起，是极右翼势力在法国和欧洲愈挫愈勇的思想和社会土壤。近年来欧洲面对一系列内外挑战，其政治体制和政策体系都亟待改革，民众中出现急于通过重塑并明确“身份认同”来获取安全感的本能反应。即便马克龙能够在建制派的帮衬下于第二轮投票中胜出，但难以改变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已渐成气候的现实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