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这个委员会本身也相当于隐晦地承认马克龙上届任期内所做的和解努力的失败，在这种背景下想要调动民众的参政热情，谈何容易？更难克服的是，法国严重的党派分化与对立已经给这个刚刚上线的新机制带来巨大阻力。不同于上一任期，马克龙主导的党如今在议会中已无优势，各派对于“重建”的理解存在着深刻分歧，政治认同碎片化，致使政府的改革一直备受掣肘。

科索沃局势再度紧张表明，科方在利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产生的地缘政治新变化，企图对塞科冲突的叙事进行重新包装，将塞科之争塑造为“亲西方和反西方之争”。但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欧洲无法承受巴尔干半岛重燃战火。美国和欧盟已深度介入西巴尔干，也不会放任局势失控。因此，目前塞科关系的紧张不太可能演化为巨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在科索沃地位最终解决前，塞科摩擦会持续，科索沃的国际治理将始终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领导人、国家和时代，是考察英国对华政策的三个变量，它们也构成英国对华政策的“金字塔逻辑”。尽管金字塔的底层逻辑是负面的，中层逻辑也不乐观，金字塔的上层逻辑充满潜力和希望，可难回中英“黄金时代”。但鉴于中美关系短期难以改善，欧盟国家要协调一致相当困难，而英国有着实用主义传统，因此我们需重视对英关系。待伦敦认识到中国市场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时，他无疑会调整对华政策，让金字塔的上层逻辑牵动中层逻辑，抑制底层逻辑的干扰，从而对欧美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在对英关系上中方不妨更加积极主动，努力寻找不涉及敏感话题、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英合作发挥全球示范作用。

鉴于特拉斯是约翰逊政府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这并非是单纯地执行命令，而是在思想和认识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可以预见，特拉斯担任首相后将继续推动约翰逊的内外政策，进一步落实上届政府的各项战略布局。

目前各项民调均显示特拉斯优势明显，她可能成为又一名女性英国首相。此次党首竞选，保守党“右转”趋势明显，两位候选人也符合这一趋势。他们的政策主张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问题上。这反映了他们分别代表保守党内不同力量。苏纳克代表中间派和“建制派”，特拉斯代表党内右翼、强硬“脱欧”派。由此可知，未来英国“脱欧革命”带来的政治剧变还将继续，但对英国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主张回归务实路线的中间派难以压制强势的右翼势力。后者倡导的“小政府”政策能否给经济注入活力尚不可知，但必将压缩英国短缺的公共服务，民众将承担后果。

从维护美欧联手削弱俄罗斯的大计出发，欧盟不会轻易放弃对俄制裁，而是不计代价，将对俄制裁进行到底。但另一方面，欧盟饱受对俄能源制裁反噬效应的戕害。随着制裁持续推进，反噬效应也将不断发酵，放大成员国对能源制裁的分歧和矛盾，加重成员国损失，侵蚀能源制裁的决心和意志。欧盟能否硬扛到底还有待观察。

德拉吉政府垮台后，意大利民众普遍感到失望，国际主流舆论也表达了对意大利未来的担忧。实际上，德拉吉政府原本就将于明年春季卸任，其提前半年下台对意大利政治经济的影响应该不大。但不可否认，意大利提前至今年秋季举行大选，的确其政治经济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同时，德拉吉政府垮台也将导致意大利与欧盟的分歧或再次扩大。

对乌、摩、格三国来说，加入欧盟是加入北约无望后的替代选择。而欧盟给予乌、摩候选国地位与格“欧盟前景”承诺，更多地是为展现其对三国的政治支持。鉴于欧盟冗繁的入盟程序、较为苛刻的入盟标准以及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态势，乌、摩两国从成为候选国到正式入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欧洲政治精英已经意识到战略自主“脑死亡”的说法带来的警示意义，同时欧洲学者和民间对该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凸显。从客观上看，欧洲正努力打造实现其战略自主目标的基础，并为此积蓄力量。而在这一过程中，中欧关系不应被美国对华政策所绑架，这样才能给欧洲带来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

7月7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去保守党领袖职务。造成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其政府成员的“集体逼宫”，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国内通胀高企、经济低迷造成的民生艰难。按照英国的政治体制，保守党内将选出新的领袖出任首相。无论谁继任下届首相都很难解决英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更不足以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