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6日，德国国防部长克里斯蒂娜·兰布雷希特宣布辞职。兰布雷希特自2021年12月起担任德国防长一职，其上任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举动备受争议。近段时间，因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迟缓、联邦国防军军备采购计划进展缓慢等问题，兰布雷希特饱受舆论和在野党批评。但实际上，兰布雷希特辞职的根本原因是，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做出的雄心勃勃的“时代转折”承诺与其安全政策兑现能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国防部被指“不作为”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三天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会特别会议上宣称德国进入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时代转折”，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设立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德国自身的军备升级，每年拨款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军费投入国防领域，以加强德国对北约与欧盟防务的贡献。舆论认为，兰布雷希特执掌的国防部未能兑现这些承诺。

一方面，在向乌提供武器方面，德国始终被西方盟友“裹挟前行”。兰布雷希特是朔尔茨在社民党内的忠实盟友，一直支持后者在援乌问题上的谨慎立场。直至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朔尔茨仍寄希望于重启相关谈判，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在朔尔茨的背书下，2022年1月，德国国防部宣布向乌提供5000顶军用头盔。此举遭到波兰等欧洲盟友的公开嘲讽，德媒也用“耻辱”等词批评国防部的行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虽然德国突破“军事禁忌”向乌提供武器，但在实践中却颇为“迟疑纠结”。2023年1月5日，朔尔茨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后，同意向乌提供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近期，西方国家不断加码对乌克兰的武器输送。起初，德国在援乌坦克问题上犹豫不决，希望美国在向乌提供坦克方面“先行一步”。德国此举遭到乌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直到美国同意向乌提供其M1“艾布拉姆斯”坦克后，德国才转变立场，对援乌“豹2”主战坦克一事放行。1月25日，朔尔茨宣布，德国将向乌方提供14辆“豹2A6”主战坦克。据报道，乌克兰还寻求获得美制F-16型战斗机、远程导弹等武器装备。1月29日，朔尔茨表示，德方不会向乌提供战斗机。

另一方面，德国联邦国防军现代化进程缓慢，国防部被指“作为缺乏”。冷战后，德国长期享受欧洲“和平红利”，大幅削减国防开支。在2011年默克尔总理取消义务兵役制后，联邦国防军人员与军备短缺问题愈发严重。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德国联邦国防军60%的直升机不能执飞，200多辆坦克中只有一半可随时启动。为改变现状，2022年6月德国联邦议院表决通过修改《基本法》，为设立1000亿欧元联邦国防军特别基金铺平道路。7月，联邦议院批准《联邦国防军采购加速法》，旨在提升军备采购效率，提高国防军的战备状态。然而，在乌克兰危机持续近一年之际，联邦国防军的军备库存仍不充足，军备升级问题也未得到有效改善。德国承诺将在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中担任“领导角色”，但在2022年12月举行的北约训练演习中，18辆德国“美洲豹”步兵战车频出问题。德国国防部被指在军备采购上延迟拖沓，未能高效利用“特别基金”及时进行军备升级，损害了德国在北约中的“可靠形象”。

将加速对乌军援？

在德国“时代转折”背景下，防长可谓内阁中最“烫手”的职位之一。兰布雷希特辞职后，原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长皮斯托留斯接任防长一职，于2023年1月19日正式上任。皮斯托留斯向德国士兵承诺“要让联邦国防军变得更强大”，并立即安排与德国军工企业会谈，试图加强武器补给与供应。就职当天，他还在柏林会见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然而，国防部易帅能否让德国的安全和防务作为更加“积极”，仍有待观察。毕竟，德国安全政策转型还受到社会规范、制度和现实因素的制约。

在社会规范层面，德国的军事“克制文化”与“积极有为”发生激烈碰撞。二战后德国去“纳粹化”和去“军国主义化”运动深入持久，形成“再无战争”的外交认同，也塑造了德国在军事上的“克制文化”，即主张谨慎运用武装力量。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德国民众展现出“克制偏好”，71%的受访者反对向乌提供武器。但乌克兰危机触发了德国强烈的“威胁认知”，成为其突破军事禁忌的“催化剂”。“克制文化”对德国安全政策的牵制力有所下降，但社会影响力犹存。德国公共广播公司2023年1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目前有46%的受访德国人支持向乌提供“豹”式主战坦克，43%的受访者则反对。因此，作为较成熟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德国安全政策转型需要进行更大范围的公民辩论，并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目前，在批准援乌重型武器问题上，德国政治决策已陷入一种“螺旋模式”：首先犹豫或者拒绝提供，之后以“执政联盟共识、盟友协商共进、避免单独行动”为由捍卫德国的谨慎决定，当内外压力达到上限后才批准武器的输送。

在制度层面，德国军备采购机制繁冗。对于军备采购，德国奉行联邦国防部、联邦议院以及联邦国防军装备、信息技术和现役支持办公室的三方采购审批机制，运行效率低下。朔尔茨2022年2月宣布设立的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军备采购，但直至2022年12月第一批军备采购项目才正式启动，包括从美国采购F-35战机。

在现实层面，德国补齐军事资源短板非一日之功。德国新任国防部长面临诸多挑战，最突出的是长期以来德国的军备匮乏以及国防部与军工企业的协调不畅。由于通胀高企与军备采购成本上升，德国2022～2023年国防预算仍存在约180亿欧元的缺口，难以达到军费占比不低于GDP2%的目标。因此，联邦国防军的军备短缺问题很难得到迅速解决。

西方国家向乌提供弹药上正面临困境，德国亦不例外。德国军工企业弹药供应链大多被部署在全球南方国家，但巴西等国并不完全认同美西方在乌克兰危机中所持的立场，德国的弹药采购计划也遭到抵制。另一方面，德国安全政策与工业政策缺乏协调。德国长期以来较为“消极”的安全政策抑制了其军工订单数量和军工企业的生产效率。

在西方多国加大对乌克兰军援力度的背景下，德国不愿也无法充当对乌军事援助的头阵。即使盟友不断施压，德国仍有自己的考量。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