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行议会民主制，联邦议院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通常所说的“德国大选”就是指每四年一届的联邦议员选举。最近一次的大选发生在2021年9月底，选举产生了分属于六个不同党派的736名议员（包括5名无所属议员）。其中，没有一个政党的得票率（“政党票”）达到三成，创下战后德国政党体制重建以来的纪录。传统两大“全民党”（Volkspartei）与联邦议院众小党之间的实力消长更加明显：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SPD）的选票与议席占比均处于历史新低，较巅峰时期下降了将近一半；而联邦议院中的众小党得票率却首次超过全民党，其中绿党（Alliance 90/The Greens）、自由民主党（FDP）和选择党（AfD）均得到了一成多的支持。更要注意的是，未能越过选举门槛的议院外政党的得票率也高达9%。可见，德国政治结构呈现出空前碎片化的局面，一种被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称作的极化多党制已经成型。

德国政党体制的变迁历程

比较联邦德国的历次大选结果，其政党体制的变迁有着清晰的轨迹，大致可从两个主要阶段进行观察和分析。第一个阶段的总体特征是由两党体制向两个“半”党体制的转变，由1983年绿党成功进入联邦议院开始，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在绿党出现之前，联盟党和社民党连续二十多年控制着九成左右的席位，呈现出坚固的两党霸权结构。而绿党的快速发展与自民党一道壮大了“第三势力”，同时也加剧着“造王者”角色的竞争，直接促成右翼和左翼政党联盟的稳定格局。其后，随着两德统一，由前东德执政党改组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也进入联邦议院，但由于总席次的激增，众小党的力量实际被相对稀释。故而在此阶段，虽然两大全民党之外已经存在三个联邦政党，但小党往往所持议题有限，实力和地位上均与全民党有着很大差距，在整个体制中依然只有“半”的戏份。

德国政党体制变迁的第二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2005年社民党分裂和2013年选择党崛起，其共同的结果是极端势力在德国政治中不断壮大，意识形态光谱的最左侧和最右侧出现了稳定的支持群体，极化多党制的时代正式来临。首先，21世纪以来，社民党对左翼力量的整合能力出现严重衰退，动摇了其全民党的地位。出于对施罗德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不满，社民党“传统派”与民社党联合成立了左翼党（The Left），在2009年参加的首次大选中就获得11.9%的选票，并在勃兰登堡、图林根、萨克森等五个左翼票仓实现对社民党的压制，表现非常强势。其次，联盟党的“中间路线”也受到冲击，选择党施加的压力与日俱增。根据教堂山民意机构（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的统计，联盟党近年来在社会文化立场上的趋中态势非常明显，集中体现在兵役制度、核能发电等方面的妥协。而选择党对此采取了大量针对性的举措，主动参与到保守选民群体中的竞争。有调查显示，选择党在2017年大选中吸收了约100万的联盟党选民，并在德国东部地区的支持率超过联盟党，跃升为第二大政党。因此，与上一阶段相比，在德国现今的政治格局中，联邦议院中的众小党基本没有了“泡沫化”的风险，对全民党的牵制能力明显提升，呈现出的极化体制已经相当稳固。

全民党的卡特尔化与选举困境

长久以来，联盟党与社民党通过对中间选民市场的垄断主导着政党体制的竞争情势，而分居意识形态光谱更远端的小党往往需要不断调整甚至转变核心立场才能进入主流的权力场域。但随着政治社会日益极化以及政策议题更加复杂多元，各政党传统的选民基础和结构发生着深刻改变。在此过程中，联盟党与社民党的卡特尔化并不利于其在新的竞争情境中巩固基本盘。

其一，由于联盟党与社民党长期垄断政权，党员数量大幅下降与公职党员比重上升成为一对伴生条件，作为政党组织卡特尔化的显性起点，“引导”着公共资助增加、选举方式专业化、基层组织规模缩减等要素的自然发生，而这样的结果又会产生大量负面溢出效应。与30年前的峰值相比，联盟党与社民党的党员数量缩减幅度惊人，分别超过了四成和六成。而党员数量的下降又导致党费总额的减少，主要经费来源由此转向了公共资助。基民盟从财政获得的公共资助已经是其第一大经费来源。而社民党更为倚重公职党员，公职党员占比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接近四成，原先的选民基础——工人党员则仅剩下五分之一。因此，先前主导党内各类活动的积极分子规模也在相应萎缩，一线基层组织沦为上级意志的执行工具，与传统核心选民基础的联结不断降低，过去的“工人党”转而以“新中产”的标签进行自我包装，严重影响了社民党对左翼社会的整合与吸纳能力。

其二，联盟党与社民党频繁进行卡特尔化的政治大结盟，造成它们在新的政治生态中出现严重的代表性断裂问题。两大政党在政治大结盟中变得更加同质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旨在垄断“中间选民”群体的策略忽视了各类新兴或激进议题市场不断扩大的规模，给了更多小党进入高级别政治平台的机会。事实上，政治大结盟是否合理，在两大党内也存在颇多争论。通过党员直选的前社民党联合领导人瓦尔特-博尔扬斯（Norbert Walter-Borjans）和艾斯肯（Saskia Esken）就认为党内公职集团为了在联盟党主导的政府中谋取更多职位而进行的妥协，极大地弱化了社民党回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在基民盟方面，现任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也多次公开表示长期的中间路线使得政党被固定在了有限的政治空间，大结盟在当前德国社会意识形态权力的竞争中鲜有创设，政策诉求的“无所不包”实质上是没有明确立场和内容的弱势体现。

联邦议院众小党的结构性优势

与卡特尔化的全民党相比，德国联邦议院中的众小党有着完全不同的权力运作逻辑，进而直接影响了政党能力的生产及其近来在选举市场中的表现。首先，在立场与意识形态方面，左翼党和选择党分居光谱的左右两极，绿党和自民党则相对居中，它们通过保持核心诉求稳固着基本盘，又以在选举活动中较为激进的政策目标而提高着政党的辨识度，不断吸纳着全民党无法覆盖的社会基础。例如，绿党在近年来不断扩展政策方针，除传统的气候、国防和外交领域外，以“新绿色”为主题将核心诉求进行了实用性改造，更加重视与自然生态平行的“社会生态”部分，提出了包括基层社会民主化、保障少数群体权利、住房市场改革、公平分配体系等政策愿景，成功淡化了其过去的原教旨主义色彩。而选择党也表现得更加成熟，与早期主张略显单薄相比，如今构建起了以认同政治为核心、全球化—欧元区—移民社会等多层次的丰富政策框架，加速推动激进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凝练，并重在利用热门议题与本党核心立场的联动效应，主动激起争议性的社会辩论，试图最大程度地激发潜在的支持。因此，在当下德国的政治生态中，主要小党更善于利用意识形态极化的社会条件，提升政策纲领上的辨识度，不断增加“铁票”。

其次，众小党在党员与组织体系建设方面成绩也相当突出。整体上看，众小党的党员规模不断壮大，从本世纪初不足10万人到如今超过25万人。并且，与全民党不断退化的基层组织和日益集权的决策架构不同，众小党更注重组织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尤其是通过对政党权力结构的改造，最大程度地限制党内中间层级规模和公职党员的权力。实际上，很多小党本就是以抨击全民党对政权垄断的形象面世，反对既有的选举共谋行为是小党重要的动员手段。而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小党一方面通过设置高度透明和民主的决策机制向下赋权，激活了基层和外围组织体系，形成提升政党基础性的正向权力生产机制，更有利于整合选举市场的变化。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让原本缺乏信息资源的小党获得了更多“曝光”于选举市场的机会，通过成功吸纳日益“部落化”的选民，不断增强竞争力。其中，绿党在创立之初就将大量日常性事务的决策权下放基层，通过在议会党团设立由基层党部组织的各类工作小组，搭建起议员与选民之间的联结平台；同时利用网络技术赋予党内横向各分支机构对专业性事务的决策权，并在财政和人事资源上提供有力保障。因此，绿党呈现出一种重心在基层和去官僚化的特点，灵活、自由以及相对开放的运作模式也深获青年选民的支持。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人员，文章转自“智库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