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落幕已有时日，其中有一个趋势值得持续关注，即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在选举中表现惊人，支持率在短短四年内翻番，达20.8%，它从首都柏林起势，一路发展，成为全德第二大党。同时，联邦德国成立至今首次出现美国政治人物直接介入竞选的现象，他们公开支持选择党，为其“拉票”。

在新一届联邦议院中，选择党虽拥有152个席位，按议事规则可提名一位副议长人选，但该党推荐的议员在三轮表决中均未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而再次无缘议院主席团。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右翼势力不断增强，政权博弈日趋微妙，加之此次大选后选择党高调声称将在2029年成为德国最大党和执政党。那么，为避免极右翼政党上台，德国将如何进行阻击？

选择党的迅速发展值得重视

必须正视的是，选择党成立迄今才12年。它起源于2013年欧债危机期间成立的“反欧元团体”，后演变成政党。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尤其是当年9月默克尔总理宣布实施“门户开放”政策，致使德国各地难民营人满为患，而2016年元旦在科隆发生的“性侵事件”，更是给了选择党抨击政府的借口。反难民、重设边境管控开始成为该党的新政治诉求。

新冠疫情暴发后，该党公开散布阴谋论，多次组织抗议政府封控和强制疫苗措施的示威游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该党又公开反对政府的援乌政策，认为放弃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和境内核电厂为不理性之举，抵制难民涌入，呼吁退出欧元区和“重组”欧盟，并要求重启“北溪”管道。

随着德国国内多重危机的延续，民众对政府的看法逐渐分化，尤其在德国东部，越来越多人因两德统一在内部并未真正实现、自身的福利待遇甚至不及部分难民而深感不满。持续三年有余的乌克兰危机不仅加剧了德国社会矛盾，还派生出能源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其中，“交通灯”政府部分内阁成员既无执政经验，又缺乏渊博知识，更无大局观，而以个人政治生涯和政党利益为重，内讧不断，致使政府公信力大挫，民众希望强有力政治领袖人物出现和推出亲民政策的呼声不断高涨，这促使选择党迅速崛起，并在德国东部享有极大的影响力。

选择党善用自媒体宣传和情感煽动，该党领袖魏德尔擅长运用犀利的语言和铿锵有力的论调进行演讲，帮助该党影响力快速扩大。2014年，选择党在大选中因得票率低于5%而无法跻身联邦议院。但此后该党支持率普遍走高，本次大选中已成为德国第二大党，值得引起重视。

不过，选择党内部也出现分化，这促其借此调整政党形象，弱化极端标签。鉴于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认知的偏差，选择党部分成员显现出越来越右倾的趋势。为此，选择党高层逐渐注意与“极端派”拉开距离，诸如魏德尔因助理哈特维格被曝出参与在波茨坦举行、涉及“再移民”议题的新纳粹分子闭门会议后，迅速与其划清界限；在党纲中，该党也强调“法治国家”和“民主”原则。为了吸引更多选民，魏德尔更是一改以往的咄咄逼人，开始采用温和的表述方式，强调自己是全德近五分之一选民的代言人，并以“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姿态登场。

德国历史上是如何应对极右翼政党的

如今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德国主流社会中的图像，依然与20世纪30年代初的纳粹党联系在一起。当时，因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加上一战后苛刻的高额赔偿，德国经济持续陷入低谷。新创建的魏玛共和国政党林立，政府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总统享有极大特权，导致希特勒最后以“民主手段”顺利上台。嗣后，纳粹政府假借“国会纵火案”废弃议会制，清理政治异己分子和所谓的“对社会有害的元素”，宣扬复仇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优越论。对内，通过改善社会福利来诱导民众支持，推行排犹屠犹政策；对外，宣布退出国联，重整军备，夺回莱因区和萨尔区，吞并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地区，并为了夺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以史为鉴，1949年创建的联邦德国在政治上采取“重建”“清理”和“融入”相结合的策略。受纽伦堡审判后“去纳粹化”“民主化”和“再教育”运动的影响，制宪者积极引进议会内阁制，构建以民选产生的联邦议院为核心的权力体系。作为最高立法机构，联邦议院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案”机制实现总理罢免程序的制衡性设计，即必须同步选举新总理方能解除现总理职务。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由联邦大会选举产生，其职能受到严格限定，重点在于象征性代表国家，但不得干涉政府工作。在政党准入方面，《基本法》第21条确立“5%门槛”条款来控制议会政党数量，在避免魏玛共和国时期政治碎片化的同时保障了多元民声的表达。由此，政府得以稳定，联邦德国成立至今仅产生过九位总理，其中两位执政时间均长达16年。

此外，联邦德国成立伊始，阿登纳政府针对极右翼残余势力一方面通过大赦促进德国民众融入民主社会，并吸收右翼“德意志党”进入执政联盟，促使其融入基民盟后自行解体；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改善民生，降低民众的不满。同时，联邦宪法法庭对极端政党也进行严格审核，并在1952年取缔了极右翼社会主义帝国党。

面对20世纪50年代末再度出现的反犹思潮，联邦德国在60年代初主动开启了对纳粹分子追责的“法兰克福审判”。“68学生运动”的掀起，促进了德国社会对“父辈们”在纳粹时期所作所为的广泛问责。70年代初，勃兰特总理推出“新东方政策”，促进德国与波兰和解，并首次公开担负起纳粹罪责。

两德统一后，德国出现“防火墙”这一概念。最初，它主要指不与从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派生的民社党合作的态度。进入21世纪后，该术语开始拓展至主流政党不与极端或激进政党合作，也不借助其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以阻止其成为主流政党，进而进入政府。该概念内涵的变化，反映了德国希望始终反思历史和铭记历史教训的立场。

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三个选项

按照德国《基本法》第21条规定，政党肩负人民政治意志的形成，内部组织须符合民主原则。若政党宗旨或党员行为旨在破坏或推翻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或危害德国存在，则构成违宪，联邦宪法法院可启动取缔该政党的程序。然而，鉴于纳粹党上台后曾随意禁止其他政党，因此联邦宪法法院在对政党违宪的认定方面尤为谨慎，兼顾言论自由与民主法治的保护。除了20世纪50年代先后两次出台过禁党令外，迄今无任何新兴政党受到全面遏制，而是采取了分流引导的方式。

当前的德国政治生态下，受选举制度设计、政党格局碎片化和多元社会价值观制约，单一政党得票率超过50%的可能性极低，多党联合执政成为常态。对于选择党而言，由于多数民众和政党依然抵制，以及其议题的局限性等多重因素，支持率更难突破半数。即使出现大规模难民潮或严重经济衰退等极端事件，以及建制派政党的频频“失误”，选择党的支持率得以冲高，但这一趋势总体而言还是难以持续，选择党距独立执政仍有一定距离，而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因“防火墙”的存在，也无法如愿。

不过，选择党作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已然在联邦层面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现在，摆在德国新政府面前的选项或许有三。

一是通过积极的财经政策弥合德国内部分歧，改善民生，修缮基础设施，严控难民流入，同时兼顾德国人口结构变化，营造良好的多元文化融合氛围，降低税收和能源成本，削弱官僚主义作风，吸引境外技术精英，促使德国重新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科技创新强国，由此来削弱选择党赖以生存的一些支柱性议题。当主流政党能够有效回应民众诉求时，极端政党的生存空间便会萎缩。

二是组阁后持续努力重塑建制派政党形象，避免执政党因观念和政策倾向性不同而发生冲突，持续保障政府稳定，从而减少选择党真正崛起为主流政党的机遇。

三是加强法律的调控，诸如在新一届联邦议院内通过修订议事规则，进一步严明纪律，增加违规成本，从而降低选择党议员参政议政的公信力，甚至减少其参与机会。

鉴于新一届联邦议院中选择党与左翼党共计约占总议席的三分之一，可形成对议会重大改革和修宪法案的“屏障”，为此大选后联盟党与社民党快速携手，推进组阁谈判，尤其是联盟党作出较大让步，仅用三周时间，促成了三项金额高达近1万亿欧元的重大修宪法案，为落实新安全政策、振兴经济和改善基础设施、加速环保和气候转型以及推进地方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法律和财政基础。

德国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紧密相连，而欧盟的发展和凝聚力的增强，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的德国作为支撑。只有当欧洲实现战略自主，且德国保持强盛，主流政党不断自我革新和增强竞争力，务实为民，才能减少选择党所依赖的肥沃土壤。否则，选择党若有一日掌握政权，其“德国优先论”将导致欧洲变局，世界也将出现更多分化。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德国研究中心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