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加速了欧盟力量格局的调整变化，具体表现为：德国地位和影响力下滑，欧盟内部“大西洋派”势力上扬，欧委会实际权力增大。这些变化将增大欧盟内部纷扰，弱化欧盟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降低欧盟对华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德法在援乌问题上的矛盾加剧，既凸显了两国应对乌克兰危机的策略分歧，也充分反映出在美国援乌“心猿意马”，欧盟援乌“疲态尽显”的背景下德法“领导权”之争。长远看来，德法皆难单独扛起领导欧盟的重任，维护欧洲地区和平和稳定仍需要德法轴心齐心合作。德法矛盾公开化不仅无益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也将进一步弱化欧盟的复苏前景与国际影响力。

近年，欧洲对推进“战略自主”的关切已超越了最初的安全与防务领域，将其内涵扩大到实现能源自主、维护经济主权、保障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自主与安全等其他领域。但由于能力与预期间的鸿沟，宏大的计划反模糊了欧盟的战略重心。乌克兰冲突暴露了欧洲在安全问题上的能力不足，凸显美国在冲突中的领导地位和对欧洲安全的意义，以及“欧洲战略自主”概念的过时。面对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欧盟考虑把欧盟军火工业转向“战争经济模式”，但这对欧盟的安全与防务一体化的受益有限。未来欧洲安全与防务发展前景微妙：一个缺乏美国的欧洲安全结构对欧洲不可想象，但欧洲却又不得不盘算着设计一个没有美国的欧洲安全体系。

对瑞典来说，加入北约意味着正式结束恪守了两百余年的“军事中立”政策。对北约来说，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高光的时刻。但同时，瑞典入约也将美欧与俄的矛盾推向新阶段，欧洲安全格局失衡的态势进一步加剧，安全形势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局势或朝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马克龙的“派兵论”并非一时口快，其背后盘算一是传递对乌坚定支持，二是以“模糊战略”威慑俄罗斯，三是在欧洲领导权上试探盟友，四是打“乌克兰牌”阻击“国民联盟”。就现实而言，马克龙的“突破”一定程度上仍停在口头，但他引发的此轮风波证明西方内部确实讨论了加大介入的问题，这无益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各界普遍认为，“派兵论”一定程度上使冲突升级至新的阶段，使战争长期化、复杂化、扩大化风险上升。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寻求公正合理方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让和平早日降临。

当前，欧洲面临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的双重冲击，是全球主要力量中受影响最大的一方。双重危机叠加共振，其影响相互增强、相互放大，给欧盟带来全方位打击。这既凸显欧盟战略自主的缺失，也凸显欧盟加强战略自主建设的紧迫性。欧盟深受双重危机影响，希望美国能考虑到欧洲利益。不过，美国无论是谁当选，执行的都将是“美国优先”政策。欧洲如果不能奋发图强，团结一致推进战略自主，未来处境将更为堪忧。

芬兰对外政策180度大转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起了芬兰独立的民族意识和对战争的集体记忆。由于历史原因，芬兰对于独立、安全的诉求强烈。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即新冠疫情的冲击和社交媒体对乌克兰危机的广泛关注和传播，前所未有地推动了芬兰民众对国家独立和自身安全的强烈诉求。

面对当前的困局，欧洲需要做出重要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如果欧洲希望能够获得一个相对令人乐观的冲突后局势，它就应该有彻底改变当前战略和策略的勇气。第一，应尽快致力于冲突的和平解决，寻求更大范围内安全框架的建构。第二，应致力于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而不仅仅依靠跨大西洋关系来解决这一冲突。第三，应努力顺应国际秩序的时代变迁，追求多极化秩序而不是以跨大西洋关系为基础的霸权秩序。第四，应严肃思考冲突后欧洲在国际上的身份。

俄乌冲突的爆发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欧洲固有战略发展方面都产生了明显且持久的影响，几乎对欧洲各领域产生了负面冲击，使欧洲愈发迷茫。面对旷日持久的冲突，欧洲本能地支持乌克兰，这不仅是出于对来自俄进一步安全威胁的恐惧，也出于所谓捍卫自由主义的决心。如今，随着乌克兰在战场上部分地失去优势，提升对乌援助成为欧洲对外核心议题之一。但强烈的援乌需求和实际的援乌能力与条件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差距。

二战后形成的“北欧神话”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挑战，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北欧国家将走向经济衰落、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但是可以提示人们更加关注国际社会中“优等生”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别国的经验可资借鉴，但绝不能成为金科玉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北欧国家都有一些值得参考的经验。也许，破除了“北欧神话”，反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北欧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