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与乌克兰开启入欧谈判，看上去各方各取所需并都能满意——乌克兰实现了它想要的、被泽连斯基称作“重大胜利”的外交目标。欧盟实现了对乌“政治承诺”，也维护了大体团结的对外形象。匈牙利则在峰会前获得了欧盟解冻部分财政拨款的好处。但以这种“各取所需”的方式勾兑而成的乌克兰入欧谈判，代价和后患严重，泽连斯基的所谓“重大胜利”，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为向西方靠拢，乌积极军改，但这也为此次“将帅失和”埋下伏笔。一方面，军改尤其是指挥机制改革不可一蹴而就，乌新防长上任三个月后俄乌冲突爆发，新指挥体制仓促上阵。另一面，美国文官掌握军权的体制基于多年历史传统以及体制机制调整，各部门之间较好制衡且保证效率。但乌将帅之间对反攻战略及战术运用均存不同看法，不易调和，易变成激烈矛盾。由此可见，西方在乌推行的改革既缺“先天土壤”，又遭“洪涝”，难免“水土不服”。

很难说20年前冷战“胜利”之际这种赔本赚吆喝的大扩员不是后来欧盟出现各种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在当前的逆势困局之下，欧盟想通过另一次大扩员来寻求破局转运，无疑是一笔大赌注，而在各种光鲜的理由之外，欧盟一定还有一本更难以启齿的糊涂账。

当前欧洲一些民众对华印象趋于负面，这与政治人物和政治机构不断鼓噪“中国制度威胁”论有密切关联。欧洲领导人应认识到，中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自己的治理模式不应视为价值观的另类。中欧密切的经济互动，不应被看作是对欧洲的“威胁”，中欧关系不应只是欧洲内政问题的延伸，也不应被狭隘地局限在意识形态框架内，它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期待中欧高层互动能够推动广泛交流、增进相互信任，为发展双边关系奠定牢固的认知基础。

德国是欧洲传统强国，但由于受到战后政策的制约，军事实力大大缩水，与之前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近年来，随着欧洲安全形势的变化，德国明显加快了军力建设的步伐，整体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并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防务合作，试图构建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防务体系。德国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在欧盟乃至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对现有欧洲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未来是否会有对外扩张野心也不时成为讨论话题。

欧洲一体化和传统建制派之所以受到极右翼民粹主义挑战，一个共同的主要原因是，面对一系列困境，美欧建制派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再加上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双重冲击，欧洲政治光谱出现极化趋势。有鉴于此，今后欧洲政坛仍将受到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力挑战，他们与建制派的博弈将更趋激烈，“特朗普现象”还恐产生几波影响。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素以“理性务实”的作风著称，其意外复出，让英国政坛重回媒体焦点。但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当前英国面对的国际局势与国内政治比2016年前的社会状况更加复杂多变，危局远非更换一位内阁成员可以轻易解决。此外，“英美特殊关系”的魔咒始终制约着英国政府构建面向未来的外交新格局。虽然卡梅伦的回归值得关注，但理性务实的路线能否在未来对英国政府的内外决策起到实质影响，仍需进一步观察。

虽然近些年中英双边经贸往来没有大幅度增长，但也没有出现严重衰退。并且，英国对华投资的热情不断高涨。在对华问题上，英国的心态极为矛盾。它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但发展互利、稳定的中英双边关系，也符合其国家根本利益。中英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两国关系的矛盾不可能影响中英关系的正常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英国绝对不能失去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也对发展良性互动的中英关系持一贯的、开放的、建设性的态度。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它的现实理性诉求，会为英国构建一个符合其本国利益的、面向未来的对华政策提供有效的、智慧的支撑。

近年来，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不断变化，俄罗斯与美西方安全互信严重削弱，多个军事安全领域的条约和协议被废除，使得国际社会几十年努力所建立的军控体系逐渐走向瓦解。此次俄罗斯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标志着又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军控协议的终结，将对未来欧洲安全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或将开启新一轮军备竞赛。

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源于其成本优势，来源于高效的创新体系。尽管当前困难较多，但此次经济下滑不会从根本上削弱德国制造业竞争力。当前是德国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能否实现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兴产业能否尽快成长，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未来，在全球产业加速变革、产业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德国政府的产业促进政策和创新政策能否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加速新兴产业发展，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