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的困局，欧洲需要做出重要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如果欧洲希望能够获得一个相对令人乐观的冲突后局势，它就应该有彻底改变当前战略和策略的勇气。第一，应尽快致力于冲突的和平解决，寻求更大范围内安全框架的建构。第二，应致力于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而不仅仅依靠跨大西洋关系来解决这一冲突。第三，应努力顺应国际秩序的时代变迁，追求多极化秩序而不是以跨大西洋关系为基础的霸权秩序。第四，应严肃思考冲突后欧洲在国际上的身份。

俄乌冲突的爆发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欧洲固有战略发展方面都产生了明显且持久的影响，几乎对欧洲各领域产生了负面冲击，使欧洲愈发迷茫。面对旷日持久的冲突，欧洲本能地支持乌克兰，这不仅是出于对来自俄进一步安全威胁的恐惧，也出于所谓捍卫自由主义的决心。如今，随着乌克兰在战场上部分地失去优势，提升对乌援助成为欧洲对外核心议题之一。但强烈的援乌需求和实际的援乌能力与条件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差距。

二战后形成的“北欧神话”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挑战，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北欧国家将走向经济衰落、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但是可以提示人们更加关注国际社会中“优等生”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别国的经验可资借鉴，但绝不能成为金科玉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北欧国家都有一些值得参考的经验。也许，破除了“北欧神话”，反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北欧经验”。

纵观阿塔尔年少得志的人生经历，可概括为“精英、忠诚、多元”三个关键词。马克龙此时任命他为新总理，主要考量有三。首先，革新政府形象，挽救支持率。其次，着眼年中选举，力阻极右翼力量。最后，培养“马克龙主义”接班人。目前，这位史上最年轻总理肩负的担子并不轻松，最重要的是他如何化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不仅关系到其个人政治前途，更关系到“马克龙主义”所代表的中间派政治力量的未来。

在欧洲国家普遍感觉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匈牙利政府难以继续顶住来自整个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此时审时度势地为瑞典放行是最好选择。同时，也不排除美欧有关国家给予了相应的利益和承诺，匈牙利也正好趁此时机见好就收。瑞典即将正式加入北约无疑将进一步升级欧洲北部的军事对峙，必将造成波罗的海地区的结构化对抗，对欧洲安全形势产生不利影响。

岁末年初，德国正经历“不满之冬”，德国农民因不满政府削减农业补贴接连掀起多次大规模抗议浪潮，极右势力混迹抗议人群，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持续升温，德国政府支持率创下历史新低。目前，德国执政联盟式微、在野党虎视眈眈，加之德国经济短期内难回暖，未来联邦政府恐踉跄前行，不排除遭遇其他执政危机的可能。

在乌克兰危机持续两周年之际，英法等国接连与乌克兰签署类似协议，此举或将导致乌克兰危机再度延宕升级。这不但无益于扭转战场局势，对美西方未来援乌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考验。如果乌克兰危机未来陷入“火上浇油火更旺”的恶性循环，西方国家终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损人害己”的下场。

当前，欧盟内部“精英政治”愈益盛行，不断动摇欧盟根基，“疑欧主义”甚至“反欧主义”正在积聚越来越多势能，这样的欧盟恐难持续成为一支真正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力量。要走出这样的困境，需要欧盟各个层面包括精英阶层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调整。

俄乌冲突延宕至今，战局僵持。2023年乌方贸然反攻损失惨重，形势对其愈发不利。2024年或迎来决战，无论战局如何，双方都有可能和谈。但和谈的过程注定不会顺利，将形成打打停停，谈谈打打的局面。目前看来，由于俄与西方在欧洲安全框架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乌克兰危机就或长期存在，俄与北约的对峙也就会长期持续。

近年来在一系列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欧洲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的上升势头无疑强化了欧洲右转的态势。但在不少欧洲国家，主流政党将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视为民主的风险挑战与威胁，不仅拒绝与其合作，且合力筑起“防火墙”加以排斥。因此，虽然欧洲各大主流政党的整体规模极可能在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后明显萎缩，但他们或能守住欧洲议会的多数票，避免欧洲政坛地震。可以预见，在近年来系列危机的冲击下，欧洲社会的右转将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