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布雷希特辞职的根本原因是，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做出的雄心勃勃的“时代转折”承诺与其安全政策兑现能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然而，国防部易帅能否让德国的安全和防务作为更加“积极”，仍有待观察。毕竟，德国安全政策转型还受到社会规范、制度和现实因素的制约。即使盟友不断施压，德国仍有自己的考量。

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冲击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将极大影响欧盟发展前景，包括显著改变欧盟的经济发展和运行逻辑，给欧盟带来相比此前的债务危机等危机更为严重的长期性影响；打断了欧盟战略自主建设进程，让本已不被看好的战略自主前景更加黯淡；在给一体化带来新动能的同时，也强化了欧盟内部业已存在的阻碍一体化发展的负面因素。乌克兰危机将进一步削弱欧盟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加速欧盟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边缘化进程，也可能扼杀其成为世界一极的地缘政治梦想。这不利于世界的多极化、不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当然，这一切并非必然，如果欧盟能对乌克兰危机的教训进行正确的反思、能够团结一致、能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世界，也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从脱离南斯拉夫的新独立国家到成为欧盟成员国，再到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区，克罗地亚这个仅有390万人口的东南欧小国实现了“回归欧洲”的历史夙愿。此外，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区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机遇，但能否有效把握机遇实现对欧盟富裕国家的经济追赶和自身长治久安，取决于该国能否制定明智的政策，提出富有远见的长期战略。

最近一次德国大选，没有一个政党的得票率达到三成，创下战后德国政治新低。传统两大全民党与众小党的实力消长更加明显，众小党得票率首次超过全民党，其中绿党、自由民主党和选择党均得到了一成多的支持，且未能越过选举门槛的议院外政党的得票率也高达9%。可见，德国政治结构呈现出空前碎片化的局面，极化多党制已经成型。

波兰在德国的二战赔偿问题中地位尤为特殊。这不仅是道义问题，更因为两国之间的战后秩序安排在国际法层面上存在很多模棱两可之处：一是战争赔偿问题，二是领土和边界问题，三是两国从二战到当下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延续性问题。目前尽管德国单方面宣称已最终解决了二战问题，但这在国际法上并非无懈可击。可如果让德国完全抛弃此前的立场，再度与数十个二战交战国重启战争赔款谈判，并重启有关领土和边界的讨论，也不现实。因此，德波争端的解决还需要回到道义的立场，寻求政治解决。

北约马德里峰会上，欧盟与北约按计划要签署第三份联合宣言，但却拖延至2023年1月，这表明，欧盟与北约问题多多。此外，这份最新的联合宣言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与前两份联合宣言的唯一区别是，这次明确提到了中国，强调了“战略竞争”。诸多迹象表明，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已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利用欧洲当前的弱势地位压榨欧盟，因此未来欧盟与北约之间，或者说欧美之间的矛盾或将越来越大，双方关系注定难有未来。

不可否认，在国际格局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为了抗衡大国力量对比加速变化的大势，欧美会修复双边关系，以达成更利于欧美利益的现有国际多边主义体系，也显示出双方依然是最为亲密的盟友和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欧美在政治与外交领域的互动，作为欧美特殊关系最核心的展现，将在未来呈现出博弈、妥协和合作交替发生、日趋频繁的发展态势。

分析研究欧美关系，既要着眼于欧盟层面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基础上构建的战略盟友关系，也需要深入关注欧美之间在经济贸易、科技、法律、社会、全球治理等诸多层面的协调和矛盾，分析各自的同与异，并且将其放到跨大西洋盟友关系这个大框架下加以审视，同时还需要将欧盟成员，以及欧洲的非欧盟成员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放到欧美关系的总体背景下加以考察，分析他们在欧美盟友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这样才能对欧美关系做出较全面的、立体的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把握。

乌克兰危机的本质是欧洲安全架构的危机，是俄罗斯与欧洲在旧架构下矛盾累积突破临界点后的总爆发。因此，无论冲突如何发展或谈判何时重启，除了从“治标”出发敦促当事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之外，也需要以“治本”为导向，探寻未来共存共处之道，认真思考欧洲安全架构的新形态。具体而言，新的欧洲安全架构应：不能排除俄罗斯；抛弃独享意识；重塑认知；着眼长远。

“帝国公民”是一个德国极右翼恐怖团体，他以阴谋论为集体叙事，信奉纳粹主义、反犹主义等极右翼思想，不承认现有国家制度，试图暴力夺权。其意识形态是极右翼思想与阴谋论的混合体，已对德国现体制构成冲击。“帝国公民”等极右势力的复兴反映出德国内部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出现需要德国政府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认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