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民众的不满面前找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欧洲经济安全的真正内涵；在时局变乱之间如何维护自身的政治安全，已成为欧洲面对的最大安全挑战。但囿于维护政治体面的“政治正确”，通过自我革新来获得经济安全并维护政治安全的正确解决之道，又成了欧洲的难言之隐。面对欧洲政治、经济真正的安全风险，北约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力不从心也无能为力。真正能捍卫欧洲安全利益的不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直面自己，谨防祸起萧墙。

新年以来，俄乌两国对各自后方发动大规模空袭，攻击持续时间之长、攻击范围之广、烈度之大、损失之巨均创纪录。在正面战场陷入僵局之际，双方希望通过此轮袭击牢控战场主动权，凝聚民心士气。再加上俄乌冲突已近两年，双方均已逐步适应战争。由此看来，2024年俄乌冲突仍会持续，且战事将愈发激烈，或迎来俄乌冲突的“决战”。

鉴于“欧洲战略自主”在安全与防务领域遭遇空前挑战，欧盟决策者将经济安全作为推进战略自主的主攻方向，但由于欧洲分散化和多层次的政治权力结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付诸实施或受挫。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的出台表明欧洲已经转向，开始积极参与大国之间聚焦科技与经济的地缘政治竞争。这显然会对中欧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近日，德国总统罕见批评本届政府，但究其本质，其批评和警告揭示出德国和欧洲政治制度中普遍遇到的挑战，即社会越来越个性化、个体化、圈层化，政治党派也随之不断裂变。由此带来的是，一方面传统的全民党生态分裂和萎缩进不同利益的选民圈子里，为各自圈子利益相互争斗，使圈子利益和圈层意识形态固化；另一方面，国家整体利益意识缺位。这反映出，德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正面临空前挑战，人们必须对此保持警觉且有所行动。

目前，俄乌战场僵持，西方出现“援乌疲劳症”，而关于俄乌谈判的消息此起彼伏。再加上乌“入约”未遂，西方国家考虑为其提供替代性的安全保障。英乌安全协议此时出台，因此具有风向标意义。从该协议，我们可得如下判断：首先，乌在地缘政治上已被纳入“欧洲和大西洋”。西方即便有意结束战火，也一定会锱铢必较。其次，乌将被纳入西方经济体系，而西方国家希望在战后乌克兰分一杯羹。最后，英国不打算“冒进”。这说明乌克兰问题对西方来说仍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

明年起，约5000名德国武装部队成员将长驻立陶宛，这在战后德军尚属首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德国政治圈的主流已不再争论此举“是否”，而是在讨论“如何”。这本身是一个重大信号。“时代转折”的特点，正体现在德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冷战后，随着德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其在北约内的角色逐渐从被动转为主动，实现向“框架国家”的过渡。乌克兰危机后，德新防长进行一系列改革，积极呼应德总理“时代转折”宣言同时加速德军转型。近期他表示，在立驻军，德将在北约东翼承担起北约联盟的领导责任。这一系列举动对北约、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值得观察。

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年仅34岁的国民教育和青年部部长阿塔尔为新总理，新的政府团队名单也随之出炉。他此轮重组政府，主要着眼近、中、远三重政治目标。旨在，翻开改革新篇章，打造抗衡极右的新王牌，培养“马克龙主义”新生代。尽管从现实来看，阿塔尔及其政府面临的内外压力和挑战着实不小。但这对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与总理组合，肩负着法国民众的期望，他们能否带领法国在动荡世界中“重掌命运”，值得人们持续关注。

“防务自觉”是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防务自主也是欧洲有识之士一以贯之的愿景和努力方向，但是鉴于欧洲的“防务自觉”在具体落实层面阻力重重，所以预计欧洲“防务自主”之路道阻且长。

2023年，在和中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欧盟及其成员国乘势而上，加强对华交流，中欧关系呈现趋暖回稳态势，但其中暗藏的隐忧也不可小觑。展望未来，欧洲对华政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会因经济领域不可完全脱离的相互依赖及在气变等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需要而寻求一定合作，但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和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情势，中欧关系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也会日益增多，冲突性合作或合作中冲突将成为中欧关系的新常态。

西方现在让武契奇下台不存在合理动机。让塞政局大乱，并不意味着科索沃问题就能按照西方的方案解决，塞尔维亚人当中长期存在的对西方的警惕心态也不会就此打消。而且此次选举过后，耿耿于怀的塞反对党已公开呼吁欧盟和美国不要承认选举结果，但除个别长期反塞的欧洲政客外，无人响应，似乎也反映了西方对现在干预塞尔维亚选举并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