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北约方面于7日宣布正式暂停参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这标志着欧洲大陆常规军备控制体系的进一步动摇。在重新经历武装冲突和地缘安全危机的背景下，欧洲安全结构进一步向破碎的方向发展，也使得欧洲与和平、繁荣的距离越来越远。

虽然战略相互依存与战略自主在定义、层次及性质上均有差别，但殊途同归。今后欧洲或将在“战略相互依存”的基本判断上行事，以达到“战略自主”的目标。同时，尽管“相互依存”未能彻底摆脱美国叙事体系，依然为欧美利益服务，但也有反思和调整。“相互依存”也可能被欧盟视为“战略自主”和“彻底倒向美国”的中间道路。这一潜在动向说明，在中美战略竞争下，越来越多国家不愿参与阵营对抗，新“中间地带”正在酝酿。而在欧洲战略界对外政策反思与调整中，合作大门始终敞开着，这一点当然也适合当下和未来的中欧关系。

面对巴以冲突引发的欧洲内部族群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撕裂，欧盟认识到必须推动遣返立法，同时以此减轻自己的难民负担。未来，若通过了相关法律，就对那些容易闹事、不认同欧洲价值观的难民中“危险分子”形成震慑，缓解当前的社会撕裂。预计，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双重冲击下，欧洲国家将面临族群分裂、社会动荡和安全风险等多重难题。若处理不好，将给欧洲社会和欧洲一体化前景蒙上阴影。

欧盟就电动汽车补贴向中国发难，是其对华“去风险”的又一举措，也是观察中欧关系下一步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值得高度重视。鉴于中欧汽车产业深度融合，欧盟对华“去风险”说易行难，下一步何去何从取决于多方博弈，三大因素值得关注：中方实施反制措施的意愿；欧盟内部矛盾的演进；冯德莱恩的对华政策前景。因此，中国应加强主动运筹，妥处对欧竞合关系，将电动汽车打造为中欧务实合作新的增长点。同时，加强统筹协调，增强未雨绸缪和底线思维，妥善应对风险。

近年来，欧盟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不如前，根本原因在于欧盟战略自主性“缩水”。未来，若欧盟内部无法弥合分歧、加强合作，切实根据自身利益积极应对，终将难逃在全球事务中被边缘化的结局。

虽然德国主流政党至今仍难以与选择党组阁，但鉴于后者正朝着主流政党迈进，德国主流政党迟早要面对如何与他打交道的问题。然而，从政治文化上看，选择党仍是借助欧洲危机吸引选民的“抗议型”政党，尚未颠覆二战后德国形成的民主认同，特别是种族主义与极端主义并未在德国获得广泛的生长土壤。

随着巴以冲突的烈度和广度不断扩大，法国的态度引人关注。法国高调介入战事斡旋，奔走中东各方，与它的中东政策、国内安全与族群问题，以及对大国地位的追求等都有密切关系。当然，纵使再有满腔抱负，马克龙在全世界的高调作为也必须以解决国内问题为基础，否则，形形色色的国内问题都将成为他在外大展拳脚的羁绊。

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为适应其所认为的国际地缘政治竞争挑战这一现实。在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看来，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现实，鉴此欧盟必须“使用权力的语言”，加速在防务领域“自主化”并在对外关系中“独立化”。但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目标与现实存在落差，正遭遇重大挑战。具体而言：目前欧盟根本无力通过防务一体化来增强其独立防务能力，并由此强化针对南方国家的军事介入能力。同时，它通过自贸谈判来实现对外经贸关系多元化、占领价值观和标准方面的优势地位以及强化这些南方市场对其依赖，并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目的的举措，不一定能得到所有南方国家的支持。

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对抗这些真实的巨大风险面前，欧洲需认识到真正的风险不是来自中国伙伴。中欧同为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受益者，也是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下无序竞争和无谓对抗的受害者，后者才是中欧面对的最大风险。能否共同应对地缘政治风险是对中欧关系的新考验，但也可能成为双方建立战略互信、共促和平愿景的重要机遇。

由于俄乌缺乏信任，而且在回避地缘政治问题的情况下，“进程”不可能导向顿巴斯冲突的和平解决。再加上“明斯克协议”措辞模糊，未明确界定冲突方，也就没有明确规定签署方的权利和责任。这些导致了“明斯克进程”的失败。当前乌克兰危机仍在延宕，各种和平方案陆续出炉，能否以及如何恢复和平备受关注。但由于立场大相径庭，俄乌不可能直接谈判，恢复和平尚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