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德国实行“积极有为”安全政策的政治愿景正在上升。然而，德国安全政策“真正转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冲突未蔓延至欧盟疆域的情况下，德国仍具有“克制文化”认同与东西方“协调者”惯性，谈不上回归“军事强权”。更重要的是，德国安全政策转折面临诸多制约，使德国目前只能在“谨慎克制”中推进安全政策的渐变，其转变速度及可持续性与欧洲安全局势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

当前欧俄对峙基本已很难化解，这对二者都不利。一个虚弱的俄罗斯、一个屈从的欧洲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一个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欧洲，则注定会承受更多的痛苦。俄乌冲突对欧洲来说是分水岭式的事件，被称作是“欧洲的9·11”，其短期影响已经显现，但其长期影响将更为深远。欧洲希望借助这一事件加强自身建设，化挑战为机遇，但也可能将危机扩大化、长远化，给欧洲带来巨大伤害。

俄乌冲突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冲突加剧了欧盟及其成员国与俄罗斯的对立，重新强化了北约的价值，增大了欧洲提升自身防务能力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这意味着以欧洲、美国与俄罗斯全面对抗为特征的欧洲新安全格局正在形成，其对该地区以及全球战略环境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从“三环”到“桥梁”再到“全球英国”，无论措辞怎么变，英国认为自身是“全球大国”的定位没有变。“全球英国”的战略目标是保持甚至扩大英国的全球影响力，但影响力首先建立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基础上。英国不愿在大国竞争中扮演跑龙套的角色，但现实国情和实力难以支撑其战略雄心。同时，作为一种角色定位，“全球英国”充满自信，甚至被赋予了复兴大国荣光的寄托。但作为一种对外战略，它在设计上有明显缺陷，因此在实践中受到种种制约。

尽管在俄乌冲突中，法国受到极大冲击，损失巨大。但在全球日益陷入分裂和对立的形势下，马克龙在这次俄乌冲突中表现出独立性并强调欧盟安全自主迫切性，其表现总体上是积极的。在马克龙连任的情况下，法国和欧洲未来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对华沟通渠道。法国无论在俄乌冲突，还是在中欧关系中，或许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至少它是一个变数，是在做加法，所以，马克龙表现出的相对独立性还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与5年前相比，马克龙要领导一个更分化、更阶层对立的法国。同时，随着马克龙和勒庞民意支持率拉近，存在“国民联盟”赢得议会选举进而形成“左右共治”“府院相争”的可能。如此，将对法国新政府的内外政策制定和推进形成严重掣肘。而在欧盟层面，如何促进欧盟团结并推进欧洲一体化进一步深化，对马克龙亦是千头万绪。再从外部环境看，法国带领欧盟面对日益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追求“战略自主”的道路愈发艰难。

极右翼政党两次闯入法国大选第二轮投票并且得票率上升，体现出极右翼势力在法国影响力扩大。而从整个欧洲来看，极右翼势力正处于“蓬勃发展”态势。极右翼政党崛起的背后是反全球化思潮与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更反映了欧洲部分民众当下对传统政党不信任与排外交织的情绪。今后如果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无法有效解决中下层民众的困境，极右翼势力的扩张将难以遏制。

尽管马克龙已经基本锁定了大选胜局。但从选前最后一次民调来看，对政府和国家的负面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或导致民众认为在无法阻挡马克龙再次当选的情况下进行抗议投票，通过选出一个与马克龙不属于同一政党的政府，以阻挠其部分改革措施。尤其是在在总统选举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这种不满情绪或许会在立法选举中表现出来。有鉴于此，无论马克龙是否成功赢得立法选举，其改革措施推进或依然艰难。

未来几年，中东欧整个板块都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即：绝对的亲美、亲欧，反俄、仇俄，再有就是价值观外交，强调西方观念。俄乌冲突将进一步加大中东欧的这种地缘政治倾向，这是俄乌冲突对中东欧造成的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中东欧地区有可能从过去的中欧关系中的建设性力量变成一个负面性的力量。中欧关系基本面虽然仍在，但负向的东西增多，对华务实合作的声音被压制，这一趋势不利于中欧关系发展，也不符合欧盟自身利益。希望欧盟能加强内部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对华政策。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塞尔维亚一直坚定保持着“平衡”与“中立”的政策，究其原因，是由其在安全和情感上的与俄特殊关系决定的，也源自其对俄能源的高度依赖。同时，塞与俄保持关系的努力并不会冒上与欧搞坏关系的风险。而且，塞尔维亚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取向也与“军事中立”这一塞防务政策基本原则有关。但塞“平衡外交”也将面临欧美与俄关系夹缝的更严重挤压。如何继续纵横捭阖并发挥地区“杠杆”与“稳定器”作用，是塞必须直面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