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从多方面影响欧盟，其中之一就是引发并加快了欧盟力量格局的调整变化。

一、德国地位和影响力下滑

德国是欧盟内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其在欧盟内地位和影响力主要源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由此而来的能给欧盟预算做出最大贡献的意愿和能力。乌克兰危机冲击了德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系列严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相应弱化了德国在欧盟内的地位和影响力。

一是榜样力今非昔比。德国经济遭受重创，从欧盟的优等生退变为新的“欧洲病夫”。德国经济困难最直接的原因是，来自俄罗斯的能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等大规模减少甚至中断。制造业占德国经济比重为20%左右，相比于法国的10%左右，制造业对德国经济的影响更大。大量企业减产、倒闭或出走。预计至少未来三五年内，德国经济仍将在泥潭中挣扎。

二是贡献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德国是欧盟预算最大的净贡献国，这是德国的影响力所在。德国经济下行，财政捉襟见肘。在自身经济和财政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德国对欧盟财政一体化的兴趣也在下降，不愿为欧盟共同项目提供更多资金。

三是领导力受损。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更多扮演着跟随者、服从者而非领导者、引领者的角色。德国备受批评和指责，但却又被迫一路跟上。虽然在绝对数量上，德国是欧洲援助乌克兰金额最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但是，德国的形象仍只是一个跟随者而非领导者。这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德国从一开始就占据主动地位，引领欧盟危机应对可谓天壤之别。

四是“例外论”破灭。在西欧主要国家中，德国被视为政治最稳定、也最为亲欧的国家。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三党联合政府执政效率低下，内斗不断，决策犹疑、反复，既难在国内展现领导力，也难以在欧盟内和国际上发挥领导性作用，德国政治不再稳定。

德国也不再是一个一边倒的亲欧国家。从目前民调看，德国有约三分之一的选民持疑欧甚至反欧立场。长期看，这一社会民情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向政治传导，进而影响德国的对欧政策。德国不再是一个“例外”的国家，将与法国、荷兰等国一样，奉行“本国优先”政策而非“欧洲优先”。

二、“大西洋派”势力上扬

欧盟从诞生起就存在着所谓“大西洋派”与“欧洲派”的角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派”可谓全面失势，“大西洋派”占居主导地位。

一是德国对美全方位依赖加大，更不愿拂逆美国。德国是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更多地顺美、从美，自然会大幅改变欧盟内“大西洋派”与“欧洲派”的力量对比态势。

二是法国对欧盟牵引力下降。其一，法国向“大西洋派”靠拢的压力增大，开始转变立场，对俄更趋强硬，在北约、欧盟东扩等问题上更为迎合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立场。当然，这一转变可能只是策略上的，仅此也足以表明法国所感受到的压力。其二，法国内外处境更为艰难，也让法国形象和影响力一再受损。马克龙支持率持续走低，即使是在政府内部，其权威也在下降。其三，法国难以得到南欧支持。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均更为亲美。特别是意大利，在右翼政府的主导下，在亲美的同时却更为疑欧。

三是德法不和、嫌隙增大，轴心缺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法两国自身都面临较大困难，在如何应对上也产生分歧。可以说，乌克兰危机放大了德法之间的一系列分歧和矛盾。

四是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声势上扬。中东欧大多数国家与瑞典、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以及西北欧的荷兰等国都属于“大西洋派”，极为亲美，对战略自主向来疑虑较大，担心疏远美国，得不偿失。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更为仇俄、惧俄，主张全力援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这些国家认为，法国、德国和欧盟无法给本国提供安全保护，只能依赖美国和北约。这也是过去两年来，一方面欧盟需要实现战略自主的紧迫性前所未有，但另一方面，战略自主在欧盟内却几乎成为一个禁用词的根本原因，维护跨大西洋关系的“团结”更为重要。

三、欧盟委员会实际权力增大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机构，从权力和影响力来看，欧盟委员会成为欧盟历次危机应对的主要受益者。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让欧盟委员会相对于其他欧盟机构及成员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一是在对俄制裁上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欧盟委员会相比德、法等主要成员国更为强硬、积极，在过去多年来对俄制裁经验的基础上，很快就推出了一揽子制裁措施，甚至在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准备就绪。

在与第三方特别是美国的协调上，欧盟过去主要是由大国，包括德国、法国，英国（脱欧之前）与美方沟通形成共识，然后再将意见传递给欧盟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以及其他成员国。但在对俄制裁问题上，欧盟委员会则起到了绝对的主导作用。

二是更多参与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属于政府间合作，以各国协商一致的方式决策，作为超国家机构的欧盟委员会参与有限。过去十余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欧盟委员会努力拓展法律的灰色空间，寻求参与其中。就如以往一样，处于危机之中的成员国要求欧盟机构在欧盟层面做更多的事情。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让欧盟委员会有了更多参与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机会。

三是助推欧盟经济政策“地缘政治化”。按照欧盟的职责分工，欧盟委员会主要负责欧盟对外经济关系，如贸易、投资等，理事会负责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过去十余年来，随着全球竞争加剧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贸易、投资、竞争政策、研发、科技等与政治及安全问题的联系日益紧密，上述领域相互交织，这给了欧盟委员会介入地缘政治更多的机会以及更大的合理性。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深刻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欧盟经贸政策的出发点不再是单纯的效益问题，而是更多着眼政治和安全上的得失。而欧盟委员会由于在经济领域拥有广泛权力和资源，顺势成为欧盟经济政策“地缘政治化”的主要推手。

四、欧盟力量格局变化的影响

欧盟力量格局的变化，将深刻影响欧盟内外政策及未来发展，也将不可避免给欧盟国际角色和地位以及中欧关系带来重要影响。

第一，欧盟内部分歧增大，未来发展方向更不明朗。法、意等国反欧盟、反德国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与德国及北方富裕国家更大的对立。东西方之间的猜忌也在加深。欧盟委员会揽权也将引发成员国更大反弹。

第二，欧盟全球角色和地位遭削弱。近年来，随着法、德以及欧盟整体实力的下降，独立性开始减弱。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欧盟力量格局的变化则加速了这一进程。欧盟无论是在经济政策还是安全政策方面，都更加“美国化”。正因为欧盟这种日益显现的“美国化”趋向，法国总统马克龙才发出不能成为美国“附庸”的呼呼。欧盟独立性更弱的另一个表现是，面对美国有损自身利益的行为，选择了大事化小，忍气吞声。欧盟整体更趋内倾，经济保护主义及排外主义均大为增强。所有这些，都损害了欧盟的全球角色和影响力。

第三，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下降。德、法是欧盟两个主要国家，对华政策更为理性务实，反映在欧盟层面上，欧盟也整体奉行了相对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这是长期以来中欧关系能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德、法在欧盟内地位和影响力下降，德法轴心缺位，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导致德、法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引领性和主导性下降。不仅如此，德国自身也倾向于内顾和保守，对全球化和外界的防卫心理上升，加上法国保护主义一直较强，进一步加大了中欧关系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成员国的相对弱势地位和困难处境，欧盟委员会趁势扩大话语权，给中欧关系增加了更多的“政治化”和“安全化”色彩。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