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同处北约和欧盟内的欧洲国家而言，地理上的隔阂和能力意愿上的差距，导致它们很难在北约问题上形成共识。欧洲各国在安全等问题上都有着自己的考量，就算北约秘书处在美国“极限施压”下全力配合，也难以改变各国在该议题上意见“四分五裂”的现状，欧洲“两头堵”的困境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解决。

欧洲自身利益考量带来的立场问题，以及其自身硬实力的不足，导致欧洲在以伊冲突爆发后一方面希望靠自身力量推进停火止战，另一方面却无法在该问题上站到与美国和以色列不同的位置，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欧洲在变局下地缘政治雄心及现实作用之间的巨大落差，体现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道义责任与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

禁止英国“既要停止对欧盟承担义务和支付款项，又要留在欧洲单一市场之内”的做法，一直是欧盟处理与英国关系的“铁律”。如今欧盟允许英国参加“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资源分配体系，说明欧盟的“铁律”已经松动。不过，目前英欧实质上仅达成了粗线条的意向和约定，要将它们付诸落实，英欧在各自内部都面临不小的阻力。但不论怎样，英国与欧盟关系的“重启”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在深刻影响着欧洲战略格局的未来走向。

此次新外长任命形成了自1966年来德国总理与外长首次出自同一政党的局面，将减少内部分歧。面对欧洲安全失序与国际秩序动荡等挑战，德国外交政策或将做出更多务实性调整。在特朗普2.0时期，美国背离传统联盟政策。但基于中短期内欧洲难以摆脱对美防务依赖，德国仍将尽力劝说美国重拾联盟政策。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德国将留有对华战略回旋空间，以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应对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和美国部分退出全球治理后的资金缺口。不过，面对欧洲安全挑战与美国极限施压，中德关系改善空间有限。

乌克兰危机已持续近1200天，巨大的压力让双方萌生谈判意愿。但双方在谈判细节上存在无解的“死结”，导致双方战略目标不可调和。在“谈而不成”的刺激下，军事袭击成为双方的“替代语言”。美方特使的“穿梭外交”虽促成停火提议，但其施压战术也遭遇“反噬”，欧洲的应对同样进退失据。眼下的当务之急，各方应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同时，任何方案必须考虑双方的安全关切。

目前北约和欧盟并未吸取冷战后的经验教训，加速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扩军备战，这样做只会推动欧洲加快军事竞赛。从全球安全格局看，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达2.72万亿美元，其中北约总开支达1.5万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55%，国际军力对比严重失衡。若北约未来仍加快推行5%国防开支的目标，国际军力对比将加速失衡，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将构成更大威胁。

5月27日，欧盟27国批准了加强欧洲国防工业的庞大计划，预示着欧洲防务政策由倚重美国为首的北约体系转向谋求独立自强。这个重大转折还将在下个月北约峰会通过大幅度提高军费比例得到部分背书。同时，具有欧盟政治领袖与经济发动机双重身份的德国，在二战结束后首次大规模向海外部署常驻军队，意味着它已脱离立足本土防御的漫长轨道，向欧洲防务先锋角色转换。这三大事态的出现，象征着世界熟悉的西方阵营正在解体，预示着欧洲安全格局正在重构，也将勾起舆论对德国与俄罗斯卷入直接冲突，乃至对欧洲再次陷入大规模战争的长远忧虑。

近日，20多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及一些国际组织在马德里举行会议，讨论加沙局势和巴勒斯坦问题；下月，法国也将联合沙特举办落实“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这标志着欧洲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开始从外交表态迈向实质性行动，可能展现出欧洲中东政策的战略性转向。欧洲调整中东政策，与欧洲价值观、地缘利益及国内局势有关。今后，若欧洲立场统一或提升其影响力，但这仍需观察。而美国的态度和反应，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在2024年，欧洲政治走向“右转的欧洲”、“保守的欧洲”、“分裂的欧洲”趋势初见苗头。在2025年5月进行的三场大选，让欧洲政治生态的变化特征更为清晰。欧盟建制派暂稳阵脚，但极右翼与主流政党差距缩小，其崛起反映民众对社会治理失序的不满。此外，大国影响与干预在选举内外若隐若现。由此可见，未来欧洲政治生态将益发错综复杂，政权更迭、政治恶斗的现象将愈加频繁显现。

总体来看，默茨政府此举对战局影响不大。西方国家援乌远程武器数量有限，难以突破俄军防线，扭转乌军战场被动。但欧洲国家展示出的强硬立场，将对俄乌和谈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