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欧洲各国期盼德国尽快“复位”，德国新一届政府也有让德国承担更多责任的意愿，但受经济上面临困难、军事上能力有限、在欧盟内部影响力不足，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德国在推动欧盟安全整合的过程中将面临诸多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将是德国新一届政府的主要挑战。

面对特朗普治下美国的极限施压，欧洲战略自主的声势高涨。各国领导人纷纷表态，但对于欧洲追求战略自主而言，这一系列决心和表态远远不够。鉴于目前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站在欧洲一边，欧洲的军事和经济计划落地困难重重。观察人士感叹：历史经验表明，缺乏独立思想体系与价值内核支撑的战略自主，终将沦为权力博弈的工具。

所谓规范性力量，就是通过一系列西式价值标准影响世界，可以说，这是支撑欧盟国际影响力的最重要支柱之一。不过目前，由于欧盟传统硬实力优势如经济、科技和制造能力不断下降，而传统硬实力弱项军事能力则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被凸显，如此，所谓的规范性力量也就成为无本之木。今后，欧盟要重振其所谓规范性力量可谓任重道远，并不乐观。

虽说大多数东欧国家都认可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性和意义，但要想让其接受法德主导的“战略自主”方案，显然不容易。其中最难的，莫过于让东欧国家摆脱安全领域的路径依赖，对欧洲的独立防务重拾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制订符合各方共同利益、让各方满意的欧洲防务发展计划，将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

法国虽具备扛起欧洲防务自主大旗的意愿与一定实力，但短期内仍较难挑起这一重担。随着欧洲国家对于防务自主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强，若法国能够切实解决财政困境，妥善协调国内外利益分歧、高效整合欧洲军工资源、构建联合指挥体系，仍将在欧洲防务自主进程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主导作用。

面对政治失稳、经济衰退，以及特朗普给欧洲安全和经贸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压。尽管默茨政府难以做到稳定高效，但其仍将大力提振德国经济，同时积极重塑欧洲领导者角色。德国最终能否成为欧洲“领头羊”，将取决于默茨能否在自主与依赖、安全与增长间找到可持续路径。对华关系上，默茨将在“去风险”与务实合作间并行。相较其前任，虽然默茨对华态度较为强硬，但德国对华政策亦受多边国际体系影响，美国若对欧发动贸易战，可能迫使德国或欧洲软化对华强硬立场，转向经济平衡策略。

英国“脱欧”后，法德主导欧洲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英国的“全球英国”战略短期内无法增强它在欧洲和全球的影响力。俄乌冲突爆发给英国提供了一个难得契机。通过积极参与这场较量，英国以非欧盟国家身份的便利，能够更加灵活地制定外交政策。但鉴于英国当前的军事实力和经济状况，英国政府只能在大国之间采取平衡外交，以此彰显英国在全球的存在感。

意大利虽短期内难以取代法德的传统领导地位，但已成为重要的战略支点。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可能形成德法意“三角架构”的新平衡。长期来看，意大利能否真正成为欧洲领导者，取决于其结构性改革的深度和地缘战略定力。内部协调不力、资金不足以及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疏离，仍是其成为领导者的主要障碍。意需要在多边合作中更加注重包容性和实效性，以确保其倡议能够真正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

法国愿与欧洲国家就“核共享”问题进行战略讨论，反映了欧美同盟关系裂痕的加深，标志着欧洲防务自主迈出了关键一步，欧洲正以核威慑力量为筹码，探索“后美国时代”的欧洲安全架构。但由于欧洲各国立场不一、法国核力量不足、法国不会轻易放弃核控制权，该计划在实际推行中面临诸多挑战，任重而道远。

欧洲的“价值观外交”与美国的“交易外交”格格不入。在“交易外交”的原则下，与美国安全、经贸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以及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将被迫分担美国的全球霸权成本。欧洲与美国在安全、经贸领域有着最为密切的依赖关系，也是最富有的区域，因此首当其冲成为美国霸权成本转嫁的最佳对象。欧洲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应把自己的战略自主依附于他人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在对外关系上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是以第三方的利益定义，这当然包括对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