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全球化合作机制在其他一些领域正在取得进展，比如反恐、气候变化、国际税收政策协调等领域。但是我们更多的看到，全球化的大戏已然处于落幕当中，碎片化的趋势正在抬头。这种碎片化背后，并不一定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阴谋论。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中国是否作好了准备呢？

日本方面把今年以来的其股市持续低迷的责任归罪于中国经济减速，其目的就是推卸责任，否则公众追问股指下跌的原因，它们无以应对。其实责任之一是安倍政府推行的“安倍经济学”的失误，目前“安倍经济学”已难以为继。此外，东芝公司的会计丑闻不仅使日本的投资家对日股票市场忐忑不安，欧美的投资家也远离了日本股票市场，这也是日本股市下跌的重要因素。日本要解决股票指数下跌问题，首先是彻底查清导致股市下跌的真正原因，这才是对症下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而采取推卸责任、嫁祸于人、以邻为壑的作法，其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有害无益。

目前越南面临两大严峻考验：一是的货币贬值问题。急剧的越南盾贬值会促使进口物价上涨，进而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越南国家银行将密切关注越南盾贬值问题。二是如何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在越南共产党代表大会前，公布了未来的5年经济发展计划，即到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率6.5%~7.0%，将人均GDP的增长目标提高至人均3200~3599美元。然而，随着经济增长，物价与工资也将随之提高，所以作为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生产企业的优势迟早会失去，从长远观点看，越南经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培育汽车等第二产业的基本领域、农产品加工的高度化等方面。应乘参加TPP之际，大大推进国有企业及经济结构改革。

2015年日本对华出口除食品外其他各类产品均有下降。此外日本对华进口由上年的持平转为下降。2016年日本对华出口，将因中国经济减速及市场低迷而影响出口。而且日本对华进口由于集中增长已告一段落，2016年进口增长不会太多。今年中日两国贸易将继续下降，而进口高于出口的现状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日本对华贸易逆差极有可能连续5年逆差。

目前因新工厂的无序设立，大型液晶面板已经出现了供过于求状态。据日本有关专家说，32英寸电视用液晶面板价格已跌至与制造价格几乎相同水平。如继续积极投资，一旦失去政府方面的支持力度，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日本媒体提醒日本的液晶设备厂家，不要沉醉于中国“爆买”的喜乐之中，而要在密切关注中国投资动向变化的同时，把握好自己企业未来的经营发展方向。日本媒体的这一提醒也值得中国有关方面考虑，几年后，中国液晶产能是否出现过剩问题。

美国为跨国公司大开方便之门，给予其特权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为了确保美国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通过“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单方面向不符合“自由贸易”的东道国提出经济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或通过贸易谈判迫使其开放本国市场。可见，对于完全以本国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美国而言提出的所谓“公平贸易”是名义上更具合理性，但形式上却更具隐蔽性，战略上更具进攻性的“超贸易保护主义”，使得TPP成为跨国公司权力主导下贸易新体系。

美国正面临着真正的外交政策挑战，我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以解决这些困难。当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时，我们要珍视这一时刻，将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心转移出来，远离遏制。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出现一个稳定的、运行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对两方都有好处。不管我们是否喜欢，都必须合作，而我们应该希望能达成合作。同时，能保持美国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其自身的体系之弊，亦即，经济和政治实践的衰败，坦率地说，它们过于倾向权贵。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这是新经济现实的结果。我们不能改变这些经济现实。但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方式作出回应，就会有反弹的风险，其后果是不正常的全球体系或全球秩序，这明显不是我们想要的。

中韩两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及降税后，两国经贸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中韩自贸协定是中国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多、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中韩经贸合作和两国经济发展将进入新时期。

毫无疑问，油价将会上升，但我们有强大的理由认为，规则已发生改变。这一切都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应当在地缘政治方面进行更认真的思考。对于这个以不稳定为特征的世界而言，没有太多事情可以令人放心。不管理论上有何种好处，油价下跌的范围和速度都为那些催生分裂和冲突的力量增加了另一股破坏稳定的变化。像冷战一样，石油美元时代对世界强加了一种可预测性。为这个时代的逝去而悲痛将是很可笑的，但若忽视其后果，将是同样愚蠢的。

中国必须避免和美国的经济战，但面临三大挑战：第一，中国以何种方式和什么样的速度追求国际经济的领导权？第二，在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过程中，自身的经济金融管理水平如何跟上？第三，中国单一的政府能力如何应付美国全方位的能力？因此从短期看，中国政府的确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应付可能的经济战，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使用非常规手段。从长远来看，则必须考量改革的方向，调整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市场和社会力量也成长壮大的时候，才能有效遏止和弱化国际资本或者非政府组织“做空”中国的动机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