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双方要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牢牢把握中日关系的大方向，妥善处理历史等敏感问题，切实管控好分歧，推动中日关系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为两国开展互利合作提供长期稳定的市场预期。日本经济界一直是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倡导者、维护者和促进者，希望今后继续积极发声，支持中日关系民合作向前发展。

TPP从规则层面给中国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化压力为动力，加速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一带一路”的空间跨度非常大，中国需要重视“一带一路”这一重要平台的作用。“一带一路”的未来不一定朝着自贸区发展，但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地区可以和各国协商建立自贸区。通过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可以带动出口、投资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TTP带来的负面影响。TPP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中国如何积极出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和更多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国采取超越零和博弈的战略，正以“开放合作、不对抗”的“得道多助”者姿态，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相信TPP负面的作用就越小，正面的作用就越大。

东亚发展模式无疑对改善本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本地区国际地位和实现东亚振兴具有历史积极意义，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东亚整体跨越贫穷、落后阶段，这一模式的弊病日益显露出来。因此，TPP不可以狭隘地理解为美国推进其国家利益、输出美式价值观的经济工具，而应该看清其背后所蕴含的理念和价值观具有普遍意义，代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东亚各经济体甚至可以将其视为推进改革和产业升级的外部动力，打破旧有发展模式，实现凤凰涅槃并重占经济制高点。

美联储和美元、中国央行和人民币，在全球市场并不那么稳定的情势下，成为时势所推的命运共同体。中美经济治理，或有各自的利益取向，但在稳定全球经济，尽早实现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却又是共同的使命与责任。无论是美联储加息还是人民币汇率调整，还需多听听对方的意见，共同承担全球责任而非卸责自利。简言之，现实的全球经济形势决定了美联储加息和人民币汇率调整都不可任性为之。

作为近年来区域一体化的代表，TPP的任何动向都受到了极大关注。虽然相对于美国近年来签订的双边贸易协议来说并没有走得太远，难以称其为4.0版本，但能在如此大的区域范围内达成协议已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也远远超越了现有的多边贸易规则的水平。不过，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次TPP无法带动多边贸易体制一同发展，而一味地在区域主义的路上走得过快，甚至存在无法落地的风险，不但自身难以获得成功，更难成为国际公认的贸易新规则。

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总是根据美国经济跌宕起伏进行调整和改变，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震荡与冲击，正如尼克松时代的美财长康纳利所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

中韩FTA将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全面发展，韩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东北亚地区，此前无双边的FTA，不利于东亚一体化进程。中韩之间已形成了紧密的价值链贸易关系，两国FTA生效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强化价值链贸易关系，提升两国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中韩FTA将促进中日韩FTA谈判、进而推动东亚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面对美国战略调整的直接冲击，从全球化态势下各经济体日益紧密的联系的角度来看，中美经贸关系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得双方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形成一种很强的互补关系，各方面经济交流体现出鲜明的合作性。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定要建立在更加深厚的经贸纽带之上。中美经贸结构的互补性是无法取代的。中美经贸关系具有超越一时政治纷争的坚实基础，只要保持理性态度，双方经贸合作必将不断发展和超越。而这种健康、良性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将成为中美战略关系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对于中美双方都将带来积极和正面的持久影响。

TPA在本质上只是保证了TPP谈判继续深入进行，却不能保证TPP谈判最终的成功。TPP许多关键的谈判内容很可能是在TPA通过之后才开始深入的，指望通过一轮谈判将这些问题都解决，不太现实。其次，TPP谈判身处的全球经济环境并不理想。最后，TPP所要达成的目标决定了谈判需要更多时间。尽管TPP在贸易开放规模上有着很大的野心，但是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则是成为21世纪新贸易规则的范本，这是比单纯的开放更加重要的内容，也是更加难啃的硬骨头。

要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必须在境外做文章，而在境外做文章，毫无疑问必须碰到当前深谙国际运行规则的西方等老牌经济发达国家的竞争。这些国家掌握着国际规则的大局，不可能轻易接受中国的产品和产能走向国际。这就要求我们集中有限的国际能力解决阻碍当前中国经济走出去的障碍、找到在全球范围内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