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亚洲的发展，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泰国和中国大陆从全球资本流动、知识交流、全球资金的快速流转中获取了持续的好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富人虽然变的更富了，但是穷人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在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中产阶级扩大了，贫困也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在城市得到更高质量的制造业工作后，农村的贫困人口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随着技术的发展及贸易的扩大，就业的前景仍然非常乐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国家的族群矛盾加剧。然而，在族群复杂的亚洲国家中，比如马来西亚，全球化明显地促进了族群冲突的缓和。

无疑，西方社会也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受益颇多。英国和美国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由此获取了巨大的好处。然而，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等一系列问题却远比亚洲国家严重。在西方的一些大都市（比如纽约、伦敦等），受过更好教育的年轻工人能够明显看到自己收入的增长，而另一方面，传统工业领域那些没有受到足够好教育的年老一代，随着制造业的转移，而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跟过去几代以来都享受的高质量工作增长相比，工作的质量也下降了，而且对这些传统制造业的工人来说，情况变好的前景非常渺茫，未来仍然是绝望的。更糟糕的是政治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熟视无睹，当今美国与英国的选举形势都反映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亚洲国家能够在全球化中获益，同时还获得国内政治的持续支持，而富有的西方国家却深陷国内政治反弹的泥潭无法自拔呢？

答案或许在于，亚洲政府在不断加大投入，提升其国民的竞争力（教育和医疗等），为迎接全球投资带来的高薪工作做好了准备。同时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以持续吸引外资。由于提升其国民经济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带来的财政赤字也由于工人由此获得的高薪工作而消化，政府的这一行为被其国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受到了其国民的拥护。

然而，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政府都没有对其国民工作能力的建设及国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英国，保守党不仅留给议会了一个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其首相卡梅伦也对其经济遗产感到非常“骄傲”：一个财政紧缩严重、“温和”的经济现状——税收很低、政府支出更低。这种“温和”经济形势的结果之一就是，大量的工人被困在毫无前景的工作中，并不断寻找机会发泄这种沮丧。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经受来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压力。美国急需加大对健康和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以提高其国民的竞争力，同时更新其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吸引外资，而这些全部都被国会以“财政紧缩”政策为名阻碍了，冥顽不化将会加剧这场由全球化下工作更新换代带来的痛苦。

全球化下工作的更新换代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由此造成了反全球化的叫嚣。想要保护本国国民的工作，却不增加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增强人民的竞争力、吸引外资，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解，且这种行为只会增加全球化带来的苦难。因此，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而言，在全球化带来的工作更新换代过程，除了积极干预以减少这个过程带来的破坏之外，别无他法。

当然，全球化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及由此带来的工作流转中，亚洲国家在赋权其国民，增加其国民的竞争力方面有很多天然优势，难度没有那么大。然而这一过程中的发达国家必须进行创新，探索新一轮的生产性工作。但是，众所周知，如果教育标准提高了，物质基础设施完善了，科学研究得到足够的资金之后，这种新工作的创造将更有可能。

富裕的发达国家不应该放弃对国内制造业的重视，因为后者是解决一个国家就业的重要来源之一。德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表率，在其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了高端制造业——德国有着高技能的劳动力资源，可以制造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为德国带来了极大的贸易顺差。所以，德国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反全球化情绪。死气沉沉的城市，看不到希望的工作，加上漠不关心、无所作为的政府，都会让人民觉得其生活水平在持续下降。善于玩弄种族问题的煽动者已经把矛头指向外来移民，并且已经成功地挑起了发达国家的工人们对外来移民的愤怒。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这种现象是背离其民主理想的，且不管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这样做都无益于任何问题的解决。相反，这些反对者应该将目光投向其选举出来的政府，期待他们能够在这场工作更新换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欧洲民族主义的冒进，世界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非洲和亚洲的殖民伤害及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欧盟是一个试图携起手来解决共同的挑战，避免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目标相互竞争的一次伟大尝试。如果由于西方国家没能成功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从而造成欧盟离心力的加强及其他多边机制效力的减弱，将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倒退。

（作者Ijaz Nabi为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巴基斯坦部门的研究主管，文章转自中美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