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德国《联邦法律公报》公布了由联邦众议院和联邦参议院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延续十数年的“债务刹车”原则迎来历史性调整。这一宪法改革使联邦政府获得更大财政空间，设立5000亿欧元特别基金用于促进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和支持气候新政。更为重要的是，联邦政府的国防、民防、情报、信息技术系统保护以及援助乌克兰的开支不再受债务上限的限制，即超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1%的数额时政府可以举债。

此次修宪戏剧性地快速通过，折射出德国在多重危机叠加下的战略转向——从恪守财政纪律的“优等生”，转向更具灵活性的务实路线。然而，这一转变伴随着关于国家财政伦理、德国军事角色重塑以及欧洲地缘政治平衡的争议，德国如何“放松刹车”后驾驭新挑战，受到广泛关注。

修宪在程序争议和政治博弈中迅速完成

“债务刹车”是让德国多年来引以为荣的优良财政状况的象征，近年却备受诟病。乌克兰危机、能源危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去欧”政策以及基础设施老化等新老挑战交织，迫使德国政府突破财政限制以应对紧急需求。虽然争论多年，但，真正推动修宪落地的关键，是今年2月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后政治格局的突变。联盟党领袖、候任总理默茨在竞选时高举“坚持债务刹车”旗帜，却在胜选后迅速与竞选时的政敌社民党和绿党达成妥协，形成跨党派联盟，共同推动修改“债务刹车”。尽管这一“180度转变”被反对党谴责为“背叛选民”或程序违法，但尚未就任总理的默茨与看守政府总理朔尔茨联合绿党一起突破各方面阻力，以罕见的效率完成了宪法修订“速决战”：从3月13日专家论证会、启动一读程序，到3月24日修正案生效，全程仅耗时11天，创造了德国历史上空前的修宪速度。

快速修宪的背后是紧迫的时间窗口。由于新议院于3月25日就职，而联盟党、社民党和绿党在新议院中无法确保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因此三党必须赶在新老议院交替前，在老议院的框架内完成修宪表决。这一策略被支持者称为“抓住了历史机遇”，默茨为其今后四年执政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有利于德国增强国防实力，提升经济发展速度。但，修宪程序正义性、合法性也备受质疑。一些经历此事的议员表示：磋商时间随时改动，议员们无暇深究内容及其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更不可能再提出新的建议或议案；反对党提出的“程序违法”指控一度面临宪法法院审查风险。不过联盟党委托的法学家强调此次修宪虽意义重大，但内容简单，不需要太多时间审议，程序上“符合法律框架”；经济学家则预计修宪释放的资金将拉动GDP增长0.7%，使停滞的德国经济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上。可见专业权威人士的声音在加快修宪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助攻作用。

促进经济发展，但“代际公平”问题依旧

德国《基本法》自1949年颁布生效以来的76年里修改了70余次，每一次修宪都标志着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向，受到极大关注，有的修改还伴随着不同政治主张的强烈纷争。此次要修改的“债务刹车”条款是指德国2009年修宪规定政府须遵守“预算纪律”，即，“联邦和州的预算原则上应在没有借贷收入的情况下保持平衡”，联邦政府举债不得超过GDP0.35%的上限，以避免寅吃卯粮，确保“代际公平”，也避免为党派选民乱发“福利”。推动把“债务刹车”写入宪法的联邦财政部长、基民盟领袖朔伊布勒誓言，“我们的生活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他要让德国政府不再举债，实现“黑零”（与“赤字”相对），此后，“债务刹车”和“黑零”成为德国政府信奉的财政纪律和政治教条，朔伊布勒被奉为“黑零之父”。原本是一项财政措施的“债务刹车”被赋予了政治和道德意义，德国成了有节俭品德的“优等生”，也竭力在欧盟内推行节俭的财政政策。默茨在竞选中就多次重申前辈朔伊布勒“不能以子孙后代为代价”的名言，并坚称，“黑零是信誉问题”。很长时间内，德国各主流党派均把追求“黑零”的财政纪律视为政治正确，任何质疑都是“不负责任”。

虽然原则上坚持债务纪律，但德国政府实际上已连年举债，离自己设定的“黑零”目标越来越远，且“债务刹车”越来越被认为是不现实的意识形态。原本是捍卫“代际公平”的原则，成为阻碍投资未来、造成“代际不公”的罪魁。德国基础设施因多年投入不足而发展滞后，运行低效，诸如德国联邦铁路去年准点率只有62.5%，不仅阻碍了经济正常运行，也已成为国内旅客抱怨、国外嘲讽的主题。默茨近日形容他上任伊始将面临的挑战空前严峻，需要政府有非常规的决心和行动，期待民众理解他在“债务刹车”问题上的转变。对默茨的转变，经济界热烈欢迎，称赞其有责任担当，而反对人士则指责他缺乏政治定力，丧失信誉，给德国社会和经济的未来埋下祸根，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担心上世纪70年代和两德统一后德国多个州不堪债务重负的险情可能重演。

国际上对德国修改宪法整体反应积极。多年来，美国、法国、英国以及欧盟多个国家一直要求德国放松“债务刹车”，加大政府对经济的投入，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而不是坚守自以为是的财政纪律和自私自利的节俭道德。国际资本对德国通过修宪的消息报以热烈的回报，股市债市放量齐涨。

军力大幅提升，但“实力换和平”悖论难解

与热烈欢迎德国政府增加经济投入不同，除美国外，多数国家对德国增加军费反应冷静。一位东欧国家政府高官曾言，东欧历史上承受着俄罗斯和德国的双重安全压力，一直对它们存有戒心，对德国修宪强军的感受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德国在防范俄罗斯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另一方面，历史上还没有德国强大给邻国带来繁荣与安全的正面记录。没有财政约束后，或者说，获得不受严格限制的经费支撑后，德国如何加强国防将受到各国，尤其是东部的邻国们严密关注，任何举动都可能引发历史想象。

历史在循环中前进，不同时代的相似性反复显现。1956年，阿登纳政府以抵御苏联“威胁”为由在美国大力支持下，推动修宪，建立联邦国防军和实行兵役制，虽然实现了“再军事化”，但一直坚守军事克制。69年后的今天，德国修宪放松债务限制，主要理由是应对俄罗斯的“制度威胁”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新政对欧洲安全格局的冲击。这是德国重估军事克制传统，加强国防实力“能打仗”，“以实力保和平”的“时代转折”。

二战结束不久，美国为对抗苏联的需要，从解除德国武装转向重新武装德国。1950年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杜鲁门政府建议，重新武装西欧对防御苏联意义重大，“要确保德国人的劳动力和资源成为自由世界的建设性力量，而不是再次形成单独，甚至与苏联联手的威胁，为此，应改变针对西德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的政策”。对德国“用防兼施”，防止苏德结盟，构成美国主导的欧洲安全体系的基础。西德总理阿登纳则顺势而为，争取“被用的优势”，换取德国主权利益，在“经济换和平”和“实力促和平”两个方向上左右逢源：一方面全力参与法国经济一体化战略，满足法国通过经济融合绑住德国、领导欧洲的安全诉求和大国追求，另一方面坚定地“应美国要求”加速“再军事化”，以承担“西欧防务的责任”，回击“苏联的威胁”，“捍卫西方的基督教价值观”。有意思的是，1952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都是德国修正国防战略的重要转折事件。

阿登纳政府的“再军事化”政策遭到西德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包括他党内同僚。内政部长海涅曼为抗议“再军事化”于1950年辞职，他认为，重新武装只是服务于美国与苏联全球军备竞争的需求，不符合西德利益，因为西德重新武装将引发苏联做出反应，战争风险升高，德国的分裂将被固化。他断言，西德加强军备将事与愿违。后有德国学者认为，海涅曼的预言在几年后的柏林墙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得到了验证。纵观历史可以清晰看到，欧洲军备增强可能反而导致安全局势恶化，乌克兰危机爆发再次使欧洲成为战场，这也宣告了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欧洲安全架构的坍塌，“实力促安全”的学说难以被证实。

德国修改宪法，松开“债务刹车”，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将获得充裕资金，德国经济恢复增长可以预期，对德国和世界经济来说，这是个令人鼓舞的消息。至于德国是否因此丧失节俭品德和财政纪律，倒不必过于担心。与西方主要经济体相比，德国负债率最低，财政状况仍非常健康。深层的问题是，大举借贷后，德国各级政府将不缺钱花，因此很可能失去改革动力，经年积累的改革需求将被拖延，德国会失去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时机。更大的疑问是，德国是否会在军事上“财大气粗”，欧洲能否终结“兵强必战”的历史魔咒，各邻国均有历史回忆和忧虑。柏林的窘境是，在安全事务上过于克制，盟友抱怨它不作为、不负责任，但一旦有所作为，邻近盟友又觉得它咄咄逼人，甚至拿历史说事。安全上多作为，还是少作为，政治上如何在财政宽裕条件下推动结构改革，确保德国的发展活力和长治久安，这全面考验着德国政治家的智慧。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