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投资限制令是美国遏制中国科技进步、拉大美国在全球科技前沿领域对中国的相对优势、护持自身霸权的又一“武器”，符合所谓“新华盛共识”和“拜登经济学”重振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基本思路。中国应对中美科技“脱钩”的中长期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在立足国内提升自身科技水平的同时，加强与美对话沟通并妥善处理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全球科技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为我国科技发展创造新的合作空间。

虽然加入CPTPP无法完全弥补英国脱欧带来的损失，但此举或将为英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首先，这将重塑英国全球自由贸易大国形象。其次，英国加大向亚太倾斜力度，将进一步增强在亚太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同时，也可提升英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不过，中国于2021年正式申请加入CPTPP，至今尚未获准启动加入程序。英国率先加入CPTPP，使中国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之前的“全球化”是基于西方规则和意义上的“全球化”，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是西方规则的执行者。但鉴于当前时代已不同，国际经贸格局已大异，尤其是南北国家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量和质的比例早已今非昔比。如需“重新全球化”，它应当是基于各个经济体的科技价值和经贸实力、秉承实现经贸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原则的全新的全球化模式。

亚太经济格局中，冷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曾是日韩逐步疏美亲中，而最新动向却是日韩开始疏中亲美。近日，美日韩戴维营首脑会议首次在国际会议之外独立举办，将更进一步全面推进三方合作，尤其是在军事安全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包括联手对华构筑“小院高墙”，强行“脱钩断链”，这势必对亚太经济格局产生重大而深广影响。

“印太经济框架”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分支，目的是要削弱中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加速打造对华竞争优势，巩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霸权地位。为此，美国通过重塑产业链、实施“友岸外包”等手段，妄图打造自己主导的排华“小圈子”。此种做法，不仅将破坏亚太地区各国间业已形成的良好经贸合作关系，也将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作为二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的领导者和主要塑造者，美国近年来的贸易政策不断发生重大转向，尤其是通过贸易战来削弱中美双边贸易，阻止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从全球化中获益。美国政策的调整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产生严重冲击，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呈现新特点，主要包括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失效，区域贸易体系重要性提升，各国对如何规制产业政策分歧巨大，价值观因素也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的分化。

虽然对华投资限制令激发舆论广泛关注，但拜登政府却在尽可能弱化限制令对美国资本预期的冲击。实际上，这一对华投资限制令在执行层面上也难以对美企产生实质影响。在美国财政部的周旋下，对华投资限制令的实际效果将集中表现在“小院高墙”的有限领域。此时，美国对华投资前景还要看美国企业的战略选择。最终美企对中国市场的战略信心，远非拜登一纸政令就可朝夕改变。利益的冲突还是会由利益的重构来稳定。

长期推行“贸易立国”战略、持续保持“顺差大国”的日本，目前却受到外贸形势持续恶化、外贸收支连续逆差的严重困扰，这对长期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本世纪以来，非洲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但由于缺乏系统协调，非洲工业化进程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仍旧缓慢。中国凭借自身发展经验，在非洲推进产能合作项目时提出了与欧美不同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建设工业园、基础建设与工业投资联动、以当地市场为导向开展投资和生产三项特色举措，展现出了独特的有效性与灵活性，为后发国家寻找行之有效的工业化路径提供了借鉴。

供应链协议谈判难度较小，对中国影响有限。它主要是为数字经济、清洁能源领域的供应链合作服务，保障供应链合作不受危机的冲击。在“印太经济框架”的四大支柱中，前三大支柱都涉及供应链合作。但也需警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具有排他性。而且，供应链协议在关键部门关键产品采取的多样化采购也可能对中国的供应产生排斥。对此，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供应链合作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