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中，亚太既是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各种力量交互最为集中的地区。地区内汇聚了多个不同形式的大型区域经贸安排。如何实现“与邻为善”，共促地区繁荣、发展，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作者认为，首先需要进一步发挥RCEP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促进作用。此外，中国更要发挥建设性力量，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稳定性。

中俄农业资源高度互补，近年来，两国在农产品贸易、准入、投资上的合作日趋深化。目前，鉴于非传统风险因素加剧了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的不平衡，中俄应加强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方面的合作，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同时，维护好世界粮食产品的供应链和市场价格的稳定性及产品的多样性，确保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稳定、持续。

如果说，RCEP全面生效势将强化东亚经济融合，IPEF则极有可能导致东亚经济分裂。与此同时，当下东南亚经济势头良好，但东北亚经济局势却很难令人乐观。

近年来，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亚太安全环境急剧复杂化，地区各国安全焦虑上升，尤其是在美西方煽动下，中国的形象被恶意扭曲。一些国家以“去风险”为名搞对华“脱钩”，反令地区系统性安全危机风险增加。地区国家需要从过往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大力倡导新的安全理念，在各国相互依赖、相互尊重中维护地区的长久和平。

当下支持乌克兰是欧盟的“政治正确”，中东欧国家作为成员国在诸多方面又离不开欧盟，这决定了中东欧国家与乌克兰关于农产品销售的分歧必然能被欧盟化解。但这些“保障性”措施的落实存在不确定性。随着乌克兰危机外溢效应持续显现，加上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即便延期也只能维持60天，未来围绕这些协议延期和落实产生的分歧仍有可能促使乌克兰农产品出口波折不断。

苏丹本次武装冲突是多年来萨赫勒地区动荡和冲突的缩影。殖民历史与经济格局的分隔导致并加剧了该地区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资源在发展上的低效将导致该地区国家对有限自然资源的激烈争夺，而这种争夺又会和语言、部族、宗教的差异形成“共振”，使得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无论外部因素和初始条件如何，“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今后该地区经济能否长足发展，在于能否形成实现工业现代化所必须的经济整合。

面对美国“华盛顿共识”的转向，中国经济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一步，中国经济政策还需在以下四方面加快推进：一是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同时积极扩大内需。二是加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战略，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三是提升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韧性和效率。四是继续加大区域一体化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发展，能否具有发达的境内与离岸金融市场，金融制度能否更加健全并和国际规则接轨。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国家进行顶层设计，也需要市场驱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原则，它只能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应立足于经济发展进行战略规划，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

“去美元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曲折式前进的长期过程。回顾历史，自美元成为黄金等价物并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夺得中心地位以来，“去美元化”便已经存在了。若认为本轮“去美元化”可以彻底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还为时尚早。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储备中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以及根据其切身利益和发展需求，选择使用本国货币或其他货币，世界货币体系必将朝着多极化方向进一步迈进。

美国次级制裁给欧洲带来巨大伤害，对欧洲而言，次级制裁潜在风险尤其来源于美元的“武器化”。对此欧洲增强欧元国际地位，打破“石油—美元”与“国际美元—美国国债”的货币循环，无形中挑战美既得经济利益和全球霸权地位，必将引来自美国强烈反弹。可以预见，美欧分歧与冲突或将在欧洲“减少美元霸权”“捍卫经济主权”的求存意识下被继续放大。同时，次级制裁严重损害了美欧盟友体系，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全球“去美元化”趋势，未来美国的单边制裁目标必将愈发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