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9日，美国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SVB)宣告破产。该行破产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美联储从2022年3月起开启新一轮加息缩表周期，美国长期利率快速攀升，导致硅谷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与机构债出现巨大的账面损失。破产的直接原因在于特定冲击造成储户大量提取存款，导致硅谷银行不得不出售所投资债券来进行应对。一旦硅谷银行开始出售债券，它就不得不披露这些债券的账面损失，引发了储户的恐慌情绪，最终造成恐慌性挤兑。

仅在硅谷银行宣布破产三天之后，美国财政部、美联储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就发布联合声明，承诺设立一个由财政部提供资金的新贷款项目，确保硅谷银行储户能够支取所有资金。不过，为避免出现道德风险，该计划不保障硅谷银行股东与债权人利益。

2023年3月中旬，瑞士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CS)也陷入危机。爆发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该行在2023年3月14日宣布，其在2021年与2022年的年度财务报告存在重大缺陷，由此引发了市场做空。

考虑到瑞信是全球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以及瑞士第二大商业银行，瑞士政府决定出手救助，并施压瑞士银行(United Bank of Switzerland，UBS)，以30亿瑞郎收购了瑞信。

在并购过程中，瑞士政府将瑞信发行的172亿美元额外一级资本债券(Additional Tier 1 bond，AT1)直接减记至零。AT1债券持有人先于股东承担借款人破产损失，这使得总额高达2750亿美元的欧洲AT1债券市场风雨飘摇。

自身发行的AT1债券被做空，直接导致德国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DB)卷入本轮国际银行业动荡。同时，德意志银行出事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其一，该行持有美国商业房地产投资组合约168亿美元，而目前美国商业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很大。其二，该行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例如，2016年，德意志银行美国分部未能通过美联储组织的压力测试，被认为是可能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最危险银行之一。

本轮全球银行业动荡，深层次原因之一是在国内高通胀倒逼之下，美联储快速加息缩表，推高了美国国内长期利率与美元汇率，导致各类风险资产与避险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从而给持有上述资产的商业银行造成了巨大的账面损失。

而原因之二，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部分商业银行的监管并未得到实质性强化，或者先收紧之后又明显放松，导致这些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尤其是风险控制方面存在较大隐患。

例如，2018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该法案的第401条基本上取消了资产规模在5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的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并放松了对资产规模在1000亿至2500亿美元之间的商业银行的金融监管。

本轮欧美银行业动荡是刚刚开始还是行将结束？基于以下三方面理由，可以看出情况并不乐观：

第一，作为本轮银行业动荡的源头，美联储很可能会继续加息；即使停止加息，也不会很快降息。目前美国国内通胀依然处于高位，且具有较强粘性，通胀率上涨的主要动力来自服务、房租与薪资成本。因此，美联储本轮加息恐怕还没有结束，未来仍有可能继续加息一至两次，每次25个基点。

第二，美欧央行本轮加息给发达国家金融机构造成的潜在损失尚未充分暴露。例如，欧洲央行曾经长期实施负利率政策，欧洲负利率债券资产规模最高时接近18万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债券目前尚未到期。这就意味着，大量持有上述负利率债券的机构，尤其是全球保险业巨头，也均面临规模巨大的账面损失。

第三，目前全球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愈发明显，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金融动荡可能与经济衰退、地缘冲突相互交织、相互强化，而最终实体经济与国际局势的恶化又会反过来冲击金融市场信心。换言之，经济衰退、金融动荡与政治冲突三者之间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迄今为止，本轮全球金融动荡对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市场的冲击较为有限，但以下几方面的风险值得关注：

首先，在2022年，随着美联储开启新的加息缩表周期，中国经济经历了短期资本大规模外流、资产价格显著下跌与人民币兑美元大幅贬值的考验。如果近期的国际金融市场震荡愈演愈烈，中国可能再度面临与2022年类似的冲击。

其次，硅谷银行破产事件对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中国科创企业产生了一定冲击。

第三，美国中小银行连续爆发危机，也可能导致国内外投资者更加关注中国中小商业银行的潜在风险，甚至引发做空或挤兑行为。事实上，一些地方的城商行、农商行资本金不足，资产方质量偏低，负债方融资成本较高，且大量投资于本地投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因此，不排除上述城商行、农商行未来风险集中暴露的可能性。

最后，如前所述，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下一步，很可能是特定全球保险巨头被卷入危机。考虑到中国很多高收入人群过去曾经在境外（尤其是中国香港）大量购买寿险与重疾险，一旦全球保险巨头出事，这些保单未来可能面临难以兑付的风险。

那么，在国际金融市场仍将持续动荡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与中国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确保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5%以上。在全球经济增速显著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较高增长不仅能够稳定国内主体的信心与预期，还会吸引国际资本向中国流动。

其次，中国央行应该容忍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程度的波动，同时保持资本账户管制。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能够吸收外部不利冲击，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的高估或低估。而资本账户管制能够帮助抑制短期资本流动的大起大落。

再次，中国政府应该高度关注国内金融机构潜在金融风险的上行。在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房地产行业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应尤其高度关注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商业银行的潜在风险，可考虑进行压力测试、做好风险预案与应对准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