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一度在成为美国维系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支撑，其主张的“大市场小政府”、“私有化”以及“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的理念，也成了美国二战后输出最为成功的政策框架。但如今作为向全世界推广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却正颠覆着“华盛顿共识”的理念。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近期发表“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讲话，承认美国工业和持续创新能力受到了真正的打击，旨在以国家力量介入产业政策振兴制造业，这标志着美国经济理政理念正在发生着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下，世界经济格局将如何演变，中国将面临什么挑战？

一、“华盛顿共识”之下，负面效果不断显现

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政府三大机构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张，具体以新自由主义学术为主要理论，旨在为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提供经济改革方案，并达成了控制财政赤字、重视文教与基础设施、降低边际税率、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私有产权等10条措施，这称作“华盛顿共识”。它强调“政府的角色最小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在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环境下，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开始优先考虑西方经济的模式，美国借此机会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贷款援助、巨额投资作为交换条件，得以将此模式推行开来，智利、墨西哥、巴西、俄罗斯、阿根廷、波兰以及东南亚各国开始实施“华盛顿共识”。

在“华盛顿共识”下，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秩序理念，曾一度促进了贸易全球化、金融国际化以及国际合作领域的扩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全球贸易占GDP比重从1985年的36.7%上升至2021年的56.5%。在1980-2000年20年间，美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名义GDP年平均增长超过6%，其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但看似推动全球化的同时，“华盛顿共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自由市场经济下，美国拥有四十年繁荣的同时，工业基础逐步被掏空、制造业空心化逐步在加剧。自1952年至2022年70年间，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累计下降16.2%。笔者曾在《二战后美国制造业的变迁与衰落》中提到，从美国财富500强的公司名单里，自1955年一直到1980年，美国传统生产型行业在财富500强比重仍在70%以上。80年代开始的美国金融化和监管放松极大促进了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壮大，进入90年代，金融混业经营改革进入快车道，传统制造业比重在1995年下降到50%以下。

对于90年代的亚洲经济市场，对外投资的完全放开实际上也是对投机性的“热钱”打开了窗口，这难免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泰国，不久之后，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受到波及，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亚洲主要股票市场大幅下跌，打破了亚洲经济腾飞的景象。

2008年次贷危机亦成为“华盛顿共识”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在自由化的条件下，美国银行系统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过高、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监管不力等不但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直接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

二、“北京共识”之下，中国发展独辟蹊径

不同于“华盛顿共识”，中国开辟出特有模式。相较于“华盛顿共识”有组织地出台，“北京共识”则是由国际舆论自发形成的一种观点。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的高级编辑，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结合国情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这种模式强调“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指出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不求统一标准。强调现代化发展不仅需要市场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也需要政府发挥着充分调控的作用，强调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各展所长，强调市场与政府角色彼此协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北京共识”的集中体现。

相对于华盛顿共识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中国经济政策遵循“北京共识”，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GDP在全球经济中占比从1990年的1.6%上升至2021年18.5%。而且，依照北京共识，中国更好地应对了1998年东南亚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笔者曾在本专栏文章《从“巨大中华”看产业政策之争》中提到，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中，中国钢铁、光伏位列十大振兴产业之中，发展迅速，却在其后两三年成为了产能过剩的重灾区，一时间广受诟病。而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钢铁、光伏行业大调整的背景下，多数海外企业亏损严重，频频倒闭，但中国企业得益于国家产业支持存活了下来，大幅占领国际市场，盈利大幅增长的同时也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中国通讯、电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北京共识”在产业政策上的应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通讯业发展刚刚起步，方兴未艾，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差距明显，而中国政府在八、九十年代提出发展国内通讯行业的产业政策，包括加大研发投入、鼓励电信企业创新、对技术改造项目实行海关半税政策、对急需的通信设备实行特批全免关税政策，并对通信业发展给予各种费用减、免、返等特殊优惠政策等等。再加上自主研发程控交换机的突破，九十年代后期国内出现了饶有名气的“巨大中华”（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四家通讯企业，其中华为公司更是异军突起，作为四家中唯一一家民营企业，凭借更加市场化的运营方式、优秀企业家精神以及先进的公司治理理念和员工的勤奋等个性化因素，成为全球的行业领军企业。自2010年首次杀入世界500强以来，全球排名从397提升至2022年的57位，位列全球通讯产业龙头。

三、“华盛顿共识”转向加快

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以及俄乌战争等因素带来的冲击，更加暴露出“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局限性：过度的“自由市场经济”驱使战略物资生产的产业链外包，疫情暴露了生产供应链的脆弱性的伤疤，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反映过度对外依赖的风险，全球大宗商品供应受到明显冲击，全球通胀加剧了不确定性。此环境下，“华盛顿共识”似乎已经难以维系，美国政府也在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加以反思，对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抱以主张。

近期从美国高层的表态和出台的政策来看，“华盛顿共识”正在褪色。今年4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提出美国新的国内外经济政策，被看作是拜登内阁转向的吹风：以国家介入为主旨的产业政策、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和恢复贸易保护主义。沙利文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过度强调了市场的效率，取消税收、放松管制以及私有化被放在优先于公共利益的地位，使得一些如半导体和基础设施领域重要部门陷入萎缩，损害了美国的工业能力。他提出，要通过公共投资来支持对经济增长起基础性作用的、具备国家安全战略性的产业发展，尤其是医疗设备、半导体和关键性矿产资源。

而在此之前，拜登政府密集出台的《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弱法案》，是典型的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皆可看作“华盛顿共识”转向后的产物。2021年1月，拜登政府发布《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的行政令，强调政府在联邦合同签约中优先选择国内供应商，最大限度使用美国服务与商品。同时，拜登政府推出《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半导体行业对外依赖程度。2022年8月，拜登政府连续发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试图加快关键产业链的本土化进程，围堵中国半导体发展。其中《芯片和科学法案》提出拿出527亿美元资金支持美国半导体行业发展，同时通过产业补贴、出口管制清单、实体制裁、外资安全审查、以及“中国护栏”条款等手段，对中国芯片行业采取封锁。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演讲，向外传达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声称要同中国展开剧烈竞赛，以“投资、协同、竞争”定义对华政策框架，决意用更大力量维护在“关键领域”的战略优势。这表明未来美国在国内产业政策干预、对中国技术的制裁上将更加常态化。

四、中国将如何应对？

面对美国“华盛顿共识”的转向，中国经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必要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政策还需要在以下四方面加快推进。

一是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同时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宏观政策还可以进一步发力，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基础。财政政策特别是中央财政还有积极加力的空间，鉴于我国企业和居民社保和公积金负担较重，针对积极合规缴纳社保的企业进一步降低社保、公积金费率，不仅可以增加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也会带动其消费性支出；同时，辅以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助或消费券、推动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对中小企业发放采购券等，有助于提振微观主体信心。

二是加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驱动战略，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5月28日C919国产大型客机圆满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揭开了国产民机事业的新篇章，意味着中国在工业制造业领域上实现了新突破。针对国际科技竞争和外部遏制打压，政策层将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二十大明确提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举国体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两会期间进一步针对科技创新布局，新设中央科技工作委员会等机构。下一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三是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深化数实融合，全面提振平台企业和民营企业预期活力，提升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韧性和效率。4月政治局会议强调平台企业政策从强调监管转为鼓励创新，要求“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平台企业在提振消费、改善就业（特备是青年就业）、加快创新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下一步平台政策要更加注重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

四是为应对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继续加大区域一体化合作。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作用，加快形成中亚南亚西亚开放通道和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积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充分发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作用，加快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重要对外开放通道，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

（作者为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京东集团副总裁，文章转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