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亚太乃至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变，这些变化的性质、动因、走向和影响仍不明朗。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核心在于相关国家、地区和全球安全观的转变，而产生广泛安全关切的原因在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维持亚太地区整体和平的国际秩序，如今正面临全面危机。

冷战与地缘政治重回世界舞台，欧亚大陆再次成为大国博弈的“大棋局”。近年来，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台海紧张局势，以及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不断增加，正在动摇现有国际秩序，迫使各国重新思考各自的安全环境，并为可能出现的长期不确定性做出新的战略准备。

在大国竞争的大背景下，特别是随着人们对爆发军事冲突的心理预期提升，地区国家愈发陷入安全陷阱或两难境地——即使这或许并非出于自愿。也就是说，为了使本国在军事威慑、供应链韧性和技术进步方面更加安全，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如缔结新的安全条约，更新武器系统，出台新的贸易救济、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政策等，这事实上正在令几十年来成功维持了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既有秩序加速分裂和解体。

当今国际安全形势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国家、地区和全球对于安全的关切程度高于其他事项。长期以来，发展是许多国家的中心议题，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几乎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办法，包括领土争端。而全球化则为许多亚洲国家搭上工业化、城镇化的快车提供了便利和理想的平台。同时，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减少了贫困和冲突。然而，经济合作终究未能转化为政治和解，促成区域共同安全，加之近期一些国家把经济上的共生关系武器化，我们回归了过去的现实主义作风。只是这一次，经济“脱钩”与军事对抗的风险尤其之高。

第二，受欧美国家干预，尤其是美国对其地区联盟体系的改革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急剧复杂化。在美国的煽动下，昔日的西方殖民列强再次全副武装重返亚太，充当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棋子。与此同时，从双边、三边、四方到多边，不少新旧联盟争相展示其“拒止力量”，并针对“未来潜在领域冲突”，频繁举行军事演习。甚至，东亚核军备竞赛的危险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

第三，受西方根深蒂固的刻板偏见影响，中国的行为和意图被恶意歪曲，新“黄祸论”和“红色恐慌”正在妨碍各国进行必要且关键的对话，以商讨未来的地区安全安排。这种对中国的敌意，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或体制之争，实则深深植根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历史和当代种族主义现实中，与所有亚洲国家都息息相关。于是，正常的市场竞争变成了“国家安全威胁”，保护主义则被美化成所谓的“现代供给侧经济学”。事实上，将关键技术供应链人为重新配置到中国以外的做法并不是“去风险化”，而是对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去稳定化”。

上述三大特征可能将亚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瓦解分化为多个失衡的平行系统，这反过来将助推政治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并进一步加剧亚洲系统性安全危机和福利退化风险。

要理解今天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回顾和审视二战后安全解决方案的历史演变。从二战结束到美国在亚洲“反恐战争”结束的这半个多世纪，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代：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和相对和平、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二者间的分水岭是一系列地缘政治安排，由此，中国得以融入全球市场，“第一岛链”沿线的冷战壁垒也得到减少。与其说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及随后建立的美日安保同盟保障了亚太地区在美苏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时代的长期和平，不如说是70年代的中美《上海公报》确立了此后亚洲的和平架构。

当前，国家间不信任加剧，国际争端不断升级，世界面临极大不确定性。为应对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亚洲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回到从前——事实上，我们目前正走在这条路上，因为地区争端各方正在指责其他国家打破现状，并试图利用一切必要手段推翻所谓的“修正主义者”。但是，一国越是下大力气秩序重建，特别是试图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来阻止权力的自然转移，原有和平架构的基础被侵蚀的速度也就越快。

另一条路或许更加难走，那就是大胆而富有创造性地化“危”为“机”，基于各国共同的历史智慧和经验，为下一代人缔造和平。

近年来，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大力倡导新的安全观，以中国和亚洲各国历史经验为基底，重新构思支撑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结构的现代理念。这一理论重构始于国内，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各自不同的文化、历史和资源禀赋的基础上谋求现代化，亚洲各国对未来如何建设和维护和平的看法自然会有较大的分歧。对中国而言，“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不仅仅是挑战西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一种政治声明，更是试图通过让亚洲各国认识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从根本上实现地区集体的长期和平。

中国以复兴古丝绸之路依托，以基础设施现代化和互联互通建设为纽带，正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还将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结合起来，确保亚洲未来和平架构的基础不是强权威慑或意识形态阵营，而是相互依赖和对多元文化的相互尊重。

亚洲的未来现在不是、今后也不会由模糊的历史“陷阱”决定，而是在各国自己的选择和互动中产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