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日益密切的双边连系，共同改变着中美关系。中国“和平崛起”是推进这一变化的主动力量，美国的“再平衡”是对此作出的反应。双方的互动特点是竞争与合作，这将是未来10年或20年过渡期的常态。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关系演变进程。在未来50年时间里，理想的情况是中美关系从管控竞争和避免对抗为主，逐步转变到更加稳定而积极的“共同进步”过程。为此，两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外交家，需要对未来双边关系有共同的建构。

自6月5日沙特、阿联酋、埃及、巴林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断交以来，虽然科威特、土耳其、美国等相继介入调解，但阿拉伯诸国内部的危机仍未得到有效缓解。此次大范围断交危机是中东乱局中的最新变数，与中东众多疑难老问题相比，虽有明显不同，但也有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那就是美国身影仍然贯穿其中并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俄关系重启失败的背后是困扰两国关系的新、老两类障碍。新问题势不可挡，老问题又延宕未解，新老问题互相交织，严重阻碍两国关系缓和。

目前有迹象表明，接受巴沙尔留任的范围正在扩大，包括曾认为巴沙尔和他的政府必须下台的一些国家。在打败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IS后，巴沙尔政权重组和以前拒绝巴沙尔留任的国家调整其立场将与下阶段阿拉伯地区的安排相联系。这个安排被一些人称为根据阿拉伯、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的谅解由温和世俗的阿拉伯国家“重组阿拉伯秩序”。因此，坚持打倒叙利亚政府的反对派面临的只有一个选择，即降低政治解决叙危机的要求，接受巴沙尔在过渡阶段留任。

眼下欧洲内外都面临着棘手的难题。对内而言，欧盟面对民族主义思潮崛起、国际竞争力下降、今后向何处去不明三大难题。对外而言，它急需应对的有英国脱欧谈判、大西洋两岸关系恶化、对俄政策分歧三件大事。内外困难交织，相互影响，哪个问题解决起来都不易。与此同时，世界秩序正经历巨大变动。美欧等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难以为继，而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局势中，欧洲形势由于内外因素的作用，变动最大，对世界形势发展的影响也最为明显。这值得密切关注，认真研究。

奥巴马政府末期，美战略界就出现反思的声音，认为美俄危机出现的根源在于将俄罗斯“逼入死角”，未来要想缓和关系还应自我“解套”。特朗普上台后，他意识到打开对俄贸易关系，有利于实现美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但他的错误之处在于，太急于缓和对俄关系且外交手腕粗糙，不仅违反美国长期以来的外交规矩，也让建制派担心他可能被俄罗斯要挟。显然，特朗普仍在寻找一切机会，重塑与俄罗斯的关系，只是国会留给他的机会不多。今后美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消极互动模式仍将持续，但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也较低。

冷战后美国一系列外交政策失误导致了当前的世界呈现的乱局，只有美国有效自救，世界才会有救。不过基于美国内部对西方价值观的认识混乱，美国将难以在短期内启动自救进程，冷战后美国内外政策失当致使世界失序的惯性现象将依然延续。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不久便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确认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向国际社会展现美日“牢固而紧密的同盟关系”。美日首脑在政治、经贸、军事及安保等领域相互沟通、谋求共识，探讨“共同战略利益”。同时，两国还力图化解双边贸易摩擦，进一步明确美日同盟的指向性和针对性。美日两国从维护既得利益、固化同盟机制掌控亚太的立场出发，再次确认了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对华针对性，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意图已显露无遗。

我们绝对不应低估俄美互怼加剧对中国崛起国际战略环境的潜在负面影响。在美俄关系紧张情况下，中国发展对美、对俄关系的举措也会变得更加敏感、更难拿捏。基于此，中国的战略选择似应为，以大国智慧奋发有为地运筹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