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伊不想真正动武，他们需要第三方来提供调解和缓冲作用，而伊拉克这时站在两国之间充当调停者的角色，在缓和局势的同时还可借此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所以，未来两伊出于各自的需要会继续相互走近，而美国也会对这种趋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中东的矛盾错综复杂，且由来已久，而域外大国的介入和驱动使这些矛盾更加像乱麻一团。尽管阿拉伯双峰会肯定不能一揽子解决这些盘根错节的矛盾和纠纷，但是，地区国家希望化解矛盾、缓解危机甚至冲淡内外不和的愿望与姿态值得称道，只要持之以恒，也必然会取得双赢和多赢的结果。

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政治、经贸、金融、新一轮技术革命方面。具体表现为：从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政治环境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传统安全议题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重要转折关头。一方面，世界经济正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逐步复苏；另一方面，因主要经济体对全球化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给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及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一个大趋势便是：对内来说，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权力；对外来说，谁控制信息，谁就控制了世界。在这场斗争中，政府和公司之间、国家之间鹿死谁手？到现在还说不定。同时，由于经济技术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政体形式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新的上层建筑是怎样的？如何构建？谁来构建？这些都是未知数。无论是内部秩序还是国际秩序，世界再次面临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未来。

当今，中国与周边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关系的大调整与秩序的重构是一个必然的进程。在此情况下，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其一，中国希望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与秩序？其二，周边国家希望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秩序？其三，构建关系与秩序的外部环境。此外，尽管中国是周边形势发展中起着特别重要影响的因素，但周边局势的发展是由多因素、多力量、多取向制导的。因此，分析和认识周边形势，需要多视角，多层次，多要素考虑，需要把现实与未来的趋势结合起来。

目前存在一些对缓解局势十分不利的因素，这些若应对不妥，都可能引发美伊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特朗普本人似乎是将军事威慑当作“极限施压”的一种手段，他并不愿意与伊朗开战。但特朗普政府内的强硬派及以色列游说集团对其影响很大，未来随着形势发展，不排除他会不断调整立场。

美国近期的军事部署只是威慑与恫吓，真正的“战争”是石油制裁。从2009年前后开始，美国发现，其金融霸权、美元霸权可以大幅提升制裁的杀伤力，而随着美国“能源独立”狂飙突进，特朗普笃信“极限施压”必然能把伊朗逼回谈判桌，伊朗能否熬过新制裁结果未知。同时，美国的能源、金融制裁能否实现其对伊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将检测出美国制裁武器是否变得更加锋利，也影响着美国对其他国家施加制裁的决心与信心。

目前华盛顿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既是恐吓潜在挑战者、实现更大经济利益和总统选举的需要，也是能够顺利推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的需要。目前美国和伊朗都不想爆发战争，双方能否管控好各自阵营内部的力量，则是能否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关键。伊朗也完全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目前美欧双方在政治、经济、金融、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分歧严重，争斗激烈。然而，多年的“同盟”关系又使双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以美欧等国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全球化更使它们在融资、生产、销售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密切相联。实践表明，英国脱欧困难重重，至今难以了断，美欧两大经济体分道扬镳更难以想象。美欧关系的现状，即：已非盟友，但仍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伙伴，恐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对中国来说，美欧关系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只会增加同它们分别打交道的难度和复杂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解决中东政治转型翻烙饼问题，出路不在政体变革本身，而是从发展经济上想办法。这次阿尔及利亚、苏丹政局变动，表面是民众厌烦老人政治，实则是民生艰难引发民众不满。基于此，发展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之举。事实上，中东国家在经历了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日益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不过，中东国家解决发展问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