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宣布将会结束针对伊朗制裁的“豁免权”，伊朗所面临的美国制裁压力也随之进一步增大。伊朗当前国内面临多重风险。这些风险涉及伊朗国内最高领导人权力变迁、国内政治博弈以及社会经济情况，如何平衡各个议题背后的相关阵营关切，将会决定未来伊朗国内政治走向。

最高领袖更替

当前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而且患有前列腺癌，因此身体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导致了伊朗国内未来政治接班人的争论。伊朗奉行独特的“教法官监国”政治体制，即具有什叶派最高学术地位的“大阿亚图拉”（即能够在伊斯兰教法方面进行独立“创制”的权威学者），成为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并负责总揽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议题。

负责选举和监督最高精神领袖的是伊朗“专家委员会”，其成员由伊朗国内的“大阿亚图拉”组成，名单由最高精神领袖指派产生。“专家委员会”名义上具有废立最高精神领袖的功能，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传承问题并没有严格的惯例，且哈梅内伊并未培育自己的“接班人”人选，导致接班人问题成为了伊朗国内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无论是1989年哈梅内伊当选为“专家委员会”主席，还是1994年晋升为最高精神领袖，“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并不显著。在1989年哈梅内伊当选为“专家委员会”主席时，其决策不是来自于“专家委员会”，而是来自于当时的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在当时，哈梅内伊只是三个重要的继承者中的一位，甚至80年代末还有声音提出，在霍梅尼去世之后不再推行单一的“最高精神领袖”制度，而以多人组成的“最高精神领袖全队”取而代之。不过后来在包括拉夫桑贾尼等人的力主之下，霍梅尼最终坚定了选择哈梅内伊担任唯一继承人的意志，并且在1989年的“专家委员会”投票中获得三分之二的高票。

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不仅涉及人选之间的相互竞争，更涉及伊朗国内复杂的宗教－政治－军事团体的微妙平衡。从1989年正式接班，到1994年最终获得“最高精神领袖”，除了受到霍梅尼的“钦定”之外，也得益于自己在伊朗国内政治各个团体中游刃有余的控制与平衡，最终能够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能够平衡来自于军队为代表的世俗力量的威胁，哈梅内伊大幅增加“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规模和编制，并且默许“伊斯兰革命卫队”涉足伊朗国内的金融和经贸领域，以换取新崛起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于自己的效忠。可以说，最高精神领袖接班人的博弈，是伊朗国内各个政治和社会力量复杂博弈的结果。

伊朗经济难题

伊朗国内经济困境以及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问题。由于西方对伊朗的制裁以及政府经济政策失败，伊朗国内经济政策长期处于“滞涨”的状态之下；而伊朗国内政治长期处在“教法官监国”体制之下，民众的利益诉求，事实上无法得到正常途径的释放。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时代以来，社会文化日益倾向保守，年轻人感到苦闷，酝酿了大量的不满情绪，并在2009年以总统选举舞弊为由，发起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

2017年底伊朗爆发较大规模的示威浪潮，同样显示出伊朗民众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议题的不满，进而上升为对于伊朗内外政治政策的不满。尽管鲁哈尼2013年就任总统以来，已经极大地改善了伊朗的通胀率，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伊朗的经济社会形势，并且与伊朗民众一度以为的、在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JCPOA）而将“极大改善”的经济形势预期相左。

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到上世纪90年代，伊朗国内通胀率为17.8%，在拉夫桑贾尼执政时期（1989年-1997年）和哈塔米执政时期（1997年-2005年），通胀率分别高达25%和16%；而在前总统内贾德执政时期（2005年-2013年），伊朗通胀率一度高达30%。当鲁哈尼在2013年上任总统之时，伊朗的通胀率已经到了34.7%的“高度”。鲁哈尼执政以来，伊朗通胀率已经下降到个位数，但是持续上涨的物价，以及应对腐败无力，仍然使得鲁哈尼任内的经济政策成为压垮民众忍耐心理的因素。

在2019年4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下调了对于伊朗经济形势的预期，认为伊朗经济将会出现负增长，负增长率由2018年的3.6%进一步增加到6%。伊朗每年的财政预算都希望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每年的财政花费都出现大幅赤字。比如在2018财年伊朗的财政赤字达到了95亿美元，而在2019财年伊朗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攀升为143亿美元。

而且鲁哈尼任内，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广受批评，比如伊朗国内近期爆发大水灾，伊朗政府被指协调不力，各个部门之间并未能够及时合作以应对灾难；再比如在2018年4月为了应对伊朗货币快速贬值，伊朗政府决定设立固定的官方“兑换比例”，要求所有的外贸都要通过伊朗官方银行以固定的兑换比例来结算。结果此举不仅未能缓解伊朗货币压力，反而造成了黑市兑换的猖獗和商户批评，认为政府是在转嫁风险。

强硬派影响上升

在2013年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之后，由于获得了来自于最高精神领袖的信任和国内民众的支持，鲁哈尼政府得以运用外交手段，逐渐与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先后在2016年议会选举和2017年总统选举中先后胜出。伊朗国内以伊斯兰教士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军事强硬派，则能够继续掌控主要的舆论平台来抨击美国，继续表达强硬姿态。但是在现实中需要在核能发展上做出让步，以此换取温和派主导的政府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地区扩张和导弹技术发展上的壮大。

但是随着特朗普2017年上台，尤其是在2017年11月宣布要在2018年恢复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导致伊朗国内主张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对话”的温和派团体逐渐失势，强硬派话语权增强。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署以来，伊朗鲁哈尼政府以及伊朗社会，非常希望能够吸引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的投资，来刺激伊朗经济发展。然而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的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

尽管欧洲国家竭力在政治上维护伊朗核协议，并且推出诸多措施鼓励和保护欧洲企业与伊朗的商业关系，但是美国制裁重压之下，绝大多数的国际商业资本都需要在美国制裁和伊朗市场的有限利润之间，做出权衡和选择，因此选择放弃伊朗。在伊朗看来，失去欧洲的资本和技术，单纯有欧洲口头上的帮助，并无实际意义。

伊朗强硬派的反弹，一方面体现在伊朗议会和政府层面，强硬派声音不断抬升。无论是总统鲁哈尼本人，还是伊朗国内温和派和改革派一些议员发送的社交平台消息，其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和对于国际社会的失望都溢于言表，进而谋求更加强硬姿态，独立自主发展核能力，以及在中东地区更加积极的采取扩张政策；另一方面，伊朗强硬派内部在2018年末以来跃跃欲试，无论是近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由更加强硬的侯赛因·萨拉米接任，还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及其所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团体，在2018年两次试图在戈兰高地针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都显示出伊朗国内强硬派军事力量试图在中东地区进一步扩展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未来地区冲突的风险将有所上升。

由于特朗普重启制裁的影响，伊朗国内各个团体不得不通过日趋强硬姿态，来捍卫自身政治立场的合法性，加之伊朗国内经济形势短期内改善无望，伊朗不得不通过强硬的对外政策，来从另一方面换取国内政治合法性。未来伊朗作为地区重要大国，其强硬外交政策，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地区原有矛盾，进而增加地区冲突风险。

（作者为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