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选出了喜剧演员出身的新总统，泽连斯基将不晚于6月3日上任。他能否应对、化解即将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这些年，乌克兰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争斗将呈现出怎样的态势……本期“封面话题”邀请三位专家就此进行讨论。

2019年4月30日，基辅，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泽连斯基当选新一任乌克兰总统。根据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4月23日公布的统计结果，在4月21日举行的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泽连斯基的得票率为73.22%，现任总统波罗申科的得票率为24.45%，选民的投票率为61.37%。根据乌选举法，新总统应不迟于6月3日宣誓就职，任期五年。

一次成功的选举，传递出积极信号

张弘：泽连斯基的当选有一定的意外性。乌克兰独立以来，虽然政党体系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但其仍存在着几个传统的“主流政党”。泽连斯基是一个喜剧演员出身、没有与任何传统政党合作的政治人物，竟然能以73%的得票率当选，这在后苏联空间确实是一个特例。后苏联空间的领导人一般都出身于苏联时期的官僚体系，或者本身是掌控利益集团的寡头及其代言人。泽连斯基则不属于以上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他是一个“政治素人”，他的当选传递出了多重信息。

首先，泽连斯基的当选反映出了乌克兰社会对国家治理状况的普遍不满。乌克兰传统的政治精英没有给民众带来希望，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盖洛普咨询公司在今年3月的民调显示，只有9%的乌克兰民众对政府感到满意；参加本次大选的乌克兰传统政治人物中，波罗申科的不满意度高达60%，季莫申科也50%，这意味着乌克兰民众普遍对传统政治人物感到失望，或者是出于对其政治操守的否认，或是出于对其执政能力的怀疑。

其次，反映出了现有的政党政治体系在乌克兰的运转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现行的政党政治未能筛选出优秀的领导人，而沦为了寡头利益集团掠夺国家财富和玩弄民意的工具。政党政治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功能，比如说未能从社会中吸纳和培养优秀的政治精英、无法向国家提供合格的治理人才，未能确保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其对乌克兰民意的反馈也是低效的，因为传统的政治精英更多地依附于寡头，而不能完成反映社情民意的任务。泽连斯基的胜选是对现有政党政治的否定，标志着体制外的政治精英开始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央。

最后，此次选举的平稳举行，也显示出乌克兰政治体系逐渐成熟。在此次总统选举中，乌克兰的行政、司法和内务部门保持了少有的中立立场，未出现明显的行政舞弊事件。在结果揭晓后，各派力量也迅速宣布接受大选结果，显示尊重法律和民主制度的文化正逐渐在乌克兰成熟起来。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对乌克兰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以规范其政府和司法部门的行为。本次选举中没有出现当权者利用行政资源粗暴干涉选举过程的现象。像泽连斯基这样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喜剧演员能够以高票当选，至少说明目前乌克兰的总统选举过程还是比较民主和公正的，并不是完全被寡头绑架的民主，选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从这个角度讲，本次选举也反映出了乌克兰的民主进步。

赵会荣：这次泽连斯基能够胜选确实出乎大家意料。在2018年12月之前，主要候选人中只有季莫申科宣布要参加这次总统竞选。泽连斯基相当于是一匹黑马，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么一个人能有如此高的支持率。

纵观乌克兰历次选举，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特点：选民投票呈现出“钟摆效应”，即一种“发泄式”的投票。他们不是在“好和更好”之间做选择，而是在“糟和更糟的”之间做选择。选民们普遍对波罗申科不满，不愿意选他；泽连斯基是个新人，是个“未知数”，不确定性很大，但乌克兰选民对传统政客不满意，难以再相信他们空洞的政治许诺，认为他们仅仅是在选前“画大饼”，不会很好地去落实，彻底厌倦了他们，宁愿选择一个“不确定”的政治新人。

泽连斯基过去在电视剧《人民公仆》中饰演瓦夏这个角色，也对其当选产生了积极效果。瓦夏出身草根阶层，最终成为了清廉的好总统，他在剧中的很多台词都直叩老百姓的心灵，获得了大批年轻人和很多底层民众的好感，泽连斯基的竞选团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此外，泽连斯基也成功地做到了“守拙”，他不去做一些施政纲领的解读，具体要怎么解决问题他并不详细说明，也不到各地去争取选票，跟传统政客竞选的路子完全不一样。因为泽连斯基知道自己的短板所在，如果他去做那种非常细致的政策解读，会很容易让竞争对手抓住弱点攻击他没有政治经验。

这次选举还传递出了其他一些积极的信号。以往选举中，各候选人得票的地域分布都呈现出较为集中的状况，候选人“各据一方”，而这次选举则没有出现这种状况，泽连斯基得到了乌克兰各个州的普遍支持。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泽连斯基是一个新人，其立场能比较均衡地照顾到各个地区的诉求。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比如说在班德拉（历史上投靠纳粹德国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问题上，在东部地区冲突问题上，在与俄罗斯关系的问题上，在对待俄语的问题上，他没有完全地偏向某一方。这对于乌克兰的民族国家构建无疑是有利的，因为过去尤先科、波罗申科等领导人的政策都被认为过多地照顾甚至讨好乌克兰某个地区、某一群体，因而加剧了地区分裂。如果未来泽连斯基能成功执行相对融合各方诉求的政策，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好事。

姜毅：应该说，这次乌克兰总统选举是最近15年来运行得最好、最平稳的一次，同时也是当选者得票率最高的一次。从尤先科开始，最近15年来每次的获胜者都会被质疑选举舞弊，都会引发对方阵营的攻击，而这次则是一个和平交权的过程。

如果把这次泽连斯基的胜选放到大的国际背景下去看，就可以看到其与国际上很多国家政治运转大风向、大趋势的一致之处，那就是反传统、反建制。这些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反传统和反建制的政治风潮。非传统政治力量获胜的典型例子，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则有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奥地利自由党、匈牙利青民盟等。这些力量打出的旗号都是反传统的，而且都是出人意料地当选、获胜。当然，乌克兰与欧美国家反传统、反建制的特质是不一样的。虽然泽连斯基在本次总统选举中并没有打出明确的反传统旗号——他本人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但其出现的本身已经传递出了乌克兰民众“求新”的信号。再看传统政治人物，如季莫申科和波罗申科，其没能得到乌克兰人民支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是“旧人”，现在乌克兰社会需要的是“新人”。

无疑，当前乌克兰国家和社会面临着严峻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在很多转型国家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乌克兰恐怕也没有哪一个领导人能够彻底扭转局面，更何况乌克兰还处在东西方的“夹缝”中间，外部势力对其影响较大，因而这些问题在乌克兰愈发明显。泽连斯基选择不提出明确的选举纲领，无疑是一种有效的选举技巧。正因为他没有政治背景，所以具有了较强的可塑性，因而也就让乌克兰社会看到了某种希望。

泽连斯基仍面临如何巩固权力的难题

赵会荣：作为一个政治新人，泽连斯基是缺乏政治经验和政治资源的。他马上将面临的难题就是他主导成立的新政党——人民公仆党在议会中的地位问题。目前，人民公仆党在议会中还没有席位，即将于10月进行的乌克兰议会选举无疑是泽连斯基当前的首要关切。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无疑对他有利，但这要求有至少150名议员同意，这显然很难做到。那么，泽连斯基只能尽可能地在这段时间内为议会选举做准备，让人民公仆党未来占有尽可能多的席位。

泽连斯基提出了很多的口号，但大多数人还只是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从内政角度看，他接手的无疑是一个“烂摊子”。不仅仅是议会，就连政府中的人也都不是他的老友旧识，比如总理格罗伊斯曼就是波罗申科联盟中的。该如何处理与现任高级官员以及议员们的关系，如何实现与其良性互动，构成了对泽连斯基的现实考验。按照以往的经验，乌克兰国内政治力量格局呈现较为碎片化的状况，人民公仆党在议会中很难实现一党独大，泽连斯基很可能会选择跟其他的政党联合。现在包括季莫申科的祖国党、波罗申科的波罗申科联盟等，泽连斯基无疑不能将其全部排斥，而是要尽可能争取它们。如果其他的政党联合攻击他，他很可能会失去原有的选民支持优势，在政治斗争中处于劣势。主动联合其他政党对他来说是上策。泽连斯基执政后，以往乌克兰政治困局出现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总统和总理争斗不止，政党不和，执政联盟破裂最终导致政治不稳定，进而加剧国家治理困境。

泽连斯基还要处理好和寡头的关系。很多传言称泽连斯基背后的寡头是科洛莫伊斯基，而科洛莫伊斯基跟其他的寡头——如波罗申科之间的利益争夺是非常激烈的。泽连斯基上台之后，科洛莫伊斯基会不会选择和其他寡头“好好相处”，是有待观察的。如果被裹挟进寡头争斗的漩涡中，无疑不利于他巩固权力、解决国内施政问题。泽连斯基自己的政治资源很有限，在解决很多问题上需要得到寡头的支持。如何协调好和各个寡头之间的关系，是泽连斯基面临的一大挑战。

泽连斯基还要处理好和知识精英、社会大众的关系。在选举中，他许诺要改变现状，要解决东部冲突的问题，要实现和平，要改善民生，等等。但怎么解决呢？下一步他必须提出具体的方案。之后，泽连斯基还面临如何将自己的政策与前任政府政策相区别的问题。波罗申科过去也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但其推进一直不尽如人意，无疑有客观存在的困难。这些客观的困难泽连斯基也会遇到。

张弘：在巩固权力方面，泽连斯基面临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人的问题，他没有一个自己的执政团队。纵观乌克兰其他政治人物，季莫申科最大的优势就是她领导的祖国党拥有经验丰富的执政团队；波罗申科也是“半路出家”从政的，他在2014年当选以来拉了很多政治盟友，在议会组建了执政大联盟，这里几乎包括了乌克兰危机后所有的亲西方政党，控制了议会超过60%的席位。我认为泽连斯基未来也会面临波罗申科曾面临的问题，即在没有自己团队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对经济部长、外交部长之类重要政府职位的控制。目前，泽连斯基的外交政策顾问只是哈尔科夫大学的一个副教授，这显示出他的执政团队存在着明显的人才匮乏。

其次就是政策执行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竞选过程中做了很多承诺，但是将这些承诺落到实处还要经历艰难的过程。如果他的人民公仆党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不能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其政治主张就很难得到议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政策执行有可能被打折扣，甚至还可能出现政策无法执行的状况。在2014-2019年执政期间，波罗申科在在落实政策主张方面就曾遭遇很多困难。他所推动的诸如《土地私有化法》《扩大地方自治法》等议题都在议会层面被民族主义政党所阻拦。

泽连斯基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对国家的控制力问题。资本与权力一直是研究乌克兰政治绕不开的话题，乌克兰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寡头不仅在经济上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而且还深入介入国家政治生活。泽连斯基当选之后，显然无法回避与寡头的关系问题。在乌克兰现在的政治架构下，总统可以任命州长，同时也对政府的主要人事任命有巨大的影响力。乌克兰是一个欧洲大国，领土面积较大，人口多，新总统泽连斯基只有维持对政府关键岗位的控制力，才能保持对国家局势的有效控制，才能有效治理国家。如果总理的人选、内阁大部分部长职位的控制权能握在手里，那么他就能获得对国家核心事务的控制力。泽连斯基作为一个政治新人，他能不能控制住乌克兰各地区、各州、各政府部门——包括核心的国防系统、安全系统等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如果泽连斯基不能迅速地“进入角色”，没能展现出足够的控制力的话，这对乌克兰国家本身来说将构成挑战，尤其是在寡头对乌克兰政局有着重大影响的背景下。

在泽连斯基个人与寡头关系方面，泽连斯基是演员出身，还是一个导演，也曾是一个文化商人，从这个角度讲，他与乌克兰的寡头是不可能脱离关系的。因为乌克兰的媒体百分之百是被主要寡头控制的，他在经济上肯定与寡头有这样那样的利益联系。泽连斯基是否能在寡头所操控的“旧”政治格局中另辟蹊径，仍有待观察。

倒向西方，已成为乌克兰社会的确定选择

张弘：泽连斯基在竞选过程中透露出的外交政策信息是模糊的，或者说是“无争议的”，因为几乎所有乌克兰总统选举的候选人都是亲西方、反俄罗斯的，差别只不过是温和反俄还是激进反俄。为什么泽连斯基能在乌克兰国家东部、西部地区都获得如此之高的支持率呢？就是因为他所奉行的虽然是一种模糊的政策，但大方向仍是确定的，就是要在外交上继续致力于推进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继续推行反俄政策，国内政策则集中关注反腐败。大多数乌克兰选民都把选票投给了他，恰恰是因为他所有的政策主张都是“大路货”。这也反映出，倒向西方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社会的确定选择。

在2004年左右的时候，西方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势均力敌，但是以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为节点，反俄情绪已经在乌克兰社会占据了支配地位。完整的乌克兰大约有77%的人口是乌克兰族，17%的人口是俄罗斯族，但是克里米亚“入俄”和以俄罗斯族人口为主的东部地区“独立”之后，乌克兰族就成为了剩余乌克兰绝对的主体民族。而当前乌克兰族中的绝大多数都有反俄情绪，支持反俄政策，将俄罗斯视为乌克兰国家的主要威胁。在乌克兰国内政治的话语中，俄罗斯被认为是“侵略者”。从这个角度讲，事实上在2014年之后，乌克兰的民族认同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不仅仅是民族认同，在经济上乌克兰也已经与俄罗斯“渐行渐远”。2014年以前，俄罗斯是乌克兰人出国务工的主要目的地，而现在乌克兰在欧盟有接近300万劳工。2014年之前乌克兰有40%的对外贸易额与俄罗斯进行，现在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只占其总贸易额的10%，而与欧盟的已经接近40%。在能源方面，过去乌克兰大量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现在乌克兰的天然气自采比率已经超过60%。到2020年左右乌克兰的天然气很可能会达到100%的国产化，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脐带”也就彻底被剪断了。

赵会荣：乌克兰是一个地区多样性非常突出的国家。媒体上通行的说法是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河的东部、南部亲俄，西部亲欧，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粗线条的、不是很准确的说法。大致梳理一下，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发展与19世纪的帝俄和20世纪的苏联高度相关，东部顿巴斯地区成为国家工业基地，南部克里米亚成为黑海舰队基地和旅游胜地，所以这两个地区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较强。西部则长期处于天主教文化的波兰—立陶宛国家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最西部的加利西亚地区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并入苏联，其乌克兰认同较强。第聂伯河两岸的中部地区的立场经历了摇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部跟东部的立场更近，乌克兰共产党在东部和中部都有很大的影响。到2000年以后，中部地区的立场偏向了西部。但克里米亚“入俄”之后，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对俄罗斯的看法却相对统一了，即不满俄罗斯的做法并将俄视为“侵略者”。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今天的情形和乌克兰民族形成的时期很像。长期以来，现在被称为乌克兰的土地上没有有效的国家统治，只有一些哥萨克政权，当地人对“乌克兰”这个概念没有什么认同。1654年，乌克兰的哥萨克政权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与俄罗斯帝国签署了《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民族从此纠缠在了一起。之后的1667年，俄国和波兰—立陶宛签订了《安德鲁索沃条约》，沿第聂伯河瓜分了乌克兰的土地，自此之后俄国不断向西向南推进，逐渐占领了全部乌克兰的土地。也正是《安德鲁索沃条约》使得第聂伯河两岸的乌克兰人开始对“乌克兰”这个名称有了新的认识——这之前是俄罗斯人对这片土地的称呼，即“边缘的地方”。而被瓜分的状况使得乌克兰人产生了最初的要发展自己的文化、拥有统一的民族的愿望。今天在克里米亚“入俄”、东部两州“独立”以后，乌克兰民族的向心力再次被激发了。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乌克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妥善引导其对于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塑造无疑是有利的。

今天的乌克兰领导人面临着团结各派力量和广大民众、将乌克兰的多样性进一步统一于乌克兰民族国家认同之中的历史契机。波罗申科在其任期内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他仅仅是提出要加入欧盟和北约，推行强硬反俄政策。但实际上很多民众，比如东部地区、南部地区的民众在对俄政策方面仍有着自己的诉求，波罗申科的政策没有照顾到这些民众的利益。如何顺应2014年以来克里米亚事件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与此同时照顾到乌克兰多样化的利益需求，将持续考验乌克兰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姜毅：梳理西方和俄罗斯影响力在乌克兰消长的脉络，可以发现乌克兰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乌克兰国家方向的选择都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俄总统叶利钦执政初期，西方和俄关系处于蜜月期，当时的俄罗斯完全“一边倒”地倒向西方，这个时期的俄不排斥西方向后苏联空间输出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但进入叶利钦执政后期和普京时期，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走上了不信任与对抗不断升级的轨道。尽管冷战是以俄选择了西方多元化政治制度作为终结，但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文化裂痕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终结而得到弥合。北约和欧盟的东扩最直观地反映出了西方社会对俄罗斯普遍的、强烈的不信任感。2004年后，普京治下俄罗斯和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使得俄和西方在争夺乌克兰的斗争中“锱铢必较”，变得异常敏感。这就使得乌克兰国内政局的走向不能不受到西方与俄罗斯影响力竞争的强烈影响。

现在有很多声音批评波罗申科不应该“选边站”，认为乌克兰应该保持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这实际上是对乌克兰的不了解。乌克兰的政治领导人不是没有这么想过，乌克兰第二任总统库奇马执政时就开始致力于在两大势力之间找平衡了，试图让乌扮演桥梁的角色。2014年被“广场革命”推翻了的亚努科维奇也是如此，很多俄罗斯学者常说他不是“亲俄”，而是“亲自己的利益集团”。他当时的设想是乌克兰既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又和欧盟签紧密伙伴联系协定。但是当时俄罗斯和西方已经“撕破脸”了，双方都不再允许乌克兰处在中间了。乌克兰想要“左右逢源”，最后变成了“左右为难”，只能“二选一”——很多乌克兰人都是不愿意做这样的抉择的。俄罗斯与西方激烈竞争的现实，尤其是2014年以后的一系列事件剥夺了乌克兰的选择权。在这种情势下，乌克兰政治家们认为，为了保证国家基本安全、领土与主权完整只能选择倒向西方。这种选择可以说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但乌克兰已经做完选择了，那就是倒向西方。我认为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

俄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斗争进入了僵持阶段

姜毅：当前俄罗斯与西方已经陷入了“新冷战”，乌克兰就是这场“新冷战”的前沿阵地。冷战结束以后，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起起伏伏，双方既有斗争又有合作。但从2014年开始，就是因为乌克兰局势发生的变化，俄和西方基本上只有斗争、缺少合作了，而且过去已经达成的合作协议也基本上全部被毁掉了，比如说《中导条约》。可以说，一场“新冷战”已经在俄和西方间展开。上一次冷战从波兰和德国开始，这一次则从乌克兰开始。

俄罗斯和西方都把对方逼近了死角，现在双方关系已经很难走向缓和了，双方也缺乏缓和彼此关系的意愿。目前的状况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起码要到2025年，因为只要普京还在俄罗斯领导人的位置上，西方是绝对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善罢甘休的。当然，不在乌克兰问题上妥协，不意味着西方会鼓励乌克兰去硬干和蛮干。这几年，西方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尽可能对其进行“冷处理”。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大战没有，小战不断。大战不爆发，是靠《明斯克协议》压下来的，但由于每一方都按照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角度解读《明斯克协议》，导致其无法得到完全落实。比如波罗申科就主张乌克兰要先恢复对整个边界的控制，俄罗斯则表示乌克兰要先选举、修改宪法之后才能实现恢复有效边界控制。所以《明斯克协议》不能够得到完全彻底落实，但这个协议也把各方在乌克兰的力量格局固定下来了。

俄罗斯“收回了”克里米亚，并保持了对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的强大影响，这就获得了深度影响地区局势的有效杠杆。目前就克里米亚这个问题，俄罗斯正试图“消化”其这一轮“反击”得到的成果，试图让国际社会尽可能地“遗忘”这个问题。通过修建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控制已经非常巩固了，无疑俄罗斯希望将克里米亚“入俄”变为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乌克兰东部问题延续了下来，俄罗斯将之归因于乌克兰方面不举行全面选举、不贯彻落实《明斯克协议》。但俄罗斯方面也不打算继续推进，而是要让东部地区的状况也“既成事实”化。

俄罗斯致力于静悄悄地消化已经“拿到手的东西”，西方也在着手静悄悄地“改造”乌克兰。现在西方的基本思路是集中精力推动乌克兰把西方化改革做好，如果这种改革能取得成功，那么就相当于在后苏联空间树立起了一面西方的旗帜，打造了一座输出西方影响力的堡垒。至于加入欧盟、北约等只是一个“组织手续”的问题，关键是要把乌克兰的整套防务政策、对外政策、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全部按照西方的标准进行改造。自从2014年的一系列事件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的“兄弟情谊”了。在乌克兰没有回头可能的情况下，西方给乌克兰指了“一条新路”，构建乌克兰对西方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依赖。历史上，乌克兰这片土地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核心领土”，如果能成功实现对乌克兰的西方化改造，无疑将对其他后苏联国家，包括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中亚国家乃至俄罗斯都形成巨大的压力。

可以看到，俄罗斯和西方目前都在“静悄悄地”专注于手头的事情，因而他们在尽可能不要激化其在乌克兰的矛盾上拥有共识。不管是俄罗斯跟西方之间的矛盾、还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矛盾都要尽可能地予以管控。如果乌克兰东部地区长时间保持高强度战争、进而“叙利亚化”了，那么对西方和俄罗斯来说都是在自己周边增添了一个大麻烦。因而目前，西方与俄罗斯的“新冷战”更多地是在“台面下”做工作，双方比拼的是耐心、耐力，比拼的是长期斗争的韧性。

西方认为自己“等得起”，认为自己比俄罗斯的生命力更强。无论与俄罗斯之间产生什么问题——不限于乌克兰问题，西方都不再积极解决，而是试图让其变成“俄罗斯的问题”。无论是叙利亚问题、委内瑞拉问题，还是乌克兰问题，西方的态度都是“拖着看”，如果俄罗斯原意扛这些“包袱”，那就让他扛下去。西方目前在这些问题上已经不寻求“收获”什么了，只要能拖垮俄罗斯，让俄改变自己的政策，西方就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

观察2014年以来西方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斗争，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态势，那就是西方在“外线作战”，俄罗斯在“内线作战”。“内线作战”的想跳出去的时候跳不出去，而“外线作战”的则可以四处点火，需要的时候又可以停下来，收放非常灵活。比如在叙利亚，美军现在留驻200人，主要是为了和土耳其谈判。叙利亚后续还有一大堆问题，如果俄罗斯愿意扛着那就由其负责吧，美国说撤就撤了，非常灵活。西方就是要利用这些点拖垮俄罗斯。

张弘：西方与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都非常“自控”。比如说2018年，乌克兰和北约只联合举行了五场军事演习，演习军人规模在3000人。而在2014年后的几年里，乌克兰和北约国家每年都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军演规模一度超过5000人。俄罗斯也相应地在其西部进行更大规模军演。我比较认同姜老师的观点，即西方和俄罗斯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僵持的阶段。而乌克兰问题恰恰也给了北约一个新的生命周期。

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无疑会继续支持反对俄罗斯的政策，尽管他曾口头表示对普京有好感，但他其实是历任美国总统中在乌克兰事务上最为冒进的一位。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致命性武器，包括毒刺导弹，美国还考虑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佩里”级护卫舰。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实质上走得更远了。

赵会荣：乌克兰只是后苏联空间的一个冲突点，在其他地方很可能还会出现另外的冲突点，进而构成西方对俄罗斯消耗战的整体布局。过去二十多年在后苏联空间，已经出现了很多被冻结的冲突，比如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在纳卡地区、在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等，实际上这些都构成了对俄罗斯国家实力的消耗。目前西方还在对其他一些后苏联国家“做工作”，比如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现在乌克兰对西方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可以用其来消耗俄罗斯。西方在乌克兰、在黑海地区没有选择和俄罗斯硬碰硬。俄罗斯是一个庞然大物，又有着很多致命的武器，这样的国家是不能通过“正面决战”解决的，而只能逼迫他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消耗自己。

西方约束之下，乌克兰不至于走向失控

张弘：寡头问题长期困扰乌克兰，但西方既然能够控制乌克兰的安全局势，就也能控制乌克兰的寡头。早期的乌克兰寡头属于国家财富私有化进程中的“掠夺者”，乌克兰所谓的私有化就是国家财富转移到个人手里，原来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高管成为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但今天的乌克兰寡头事实上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他们成为了乌克兰国家和社会转型的支持力量。自“橙色革命”以来，乌克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去苏联化”，就是要摆脱独联体框架内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发展模式，要融入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这个进程的重要力量不仅有乌克兰的年轻人，还有乌克兰的寡头。首先，寡头也是经济人，民主法制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其次，寡头也受到西方，尤其是欧盟施加的外部约束。审视那些已经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欧盟施加了刚性的外部约束，使其避免了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失控。虽然欧盟和北约没有给乌克兰承诺所谓的入盟、入约条件，但是现在入盟、入约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的核心利益——其领土与主权完整完全依赖于欧盟和北约支持，因而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约束也是有效的。回顾波罗申科执政时代，就能发现这种约束切实存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的压力之下，乌政府取消了寡头企业的税收优惠，切断了寡头掠夺国家财富的主要渠道。西方还通过IMF推动乌克兰的反腐败行动，部分剥夺了总统和议会对高级法官的任命权，成立了由欧盟监督下的法官遴选委员会，以避免议会和总统影响司法的独立性。

可以预计，泽连斯基上台后，在来自西方的约束下，那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能得到有效控制，乌克兰不至于走向失控，所以我们对乌克兰局势不应特别悲观。外交上的选择和安全上的选择已经确定了，实际上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来自于内政，具体来说就是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欧盟在乌克兰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推动成立反腐败法庭。在选拔反腐败法庭法官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欧盟要求“超越主权”，坚持“我有筛选你法官的权力”。欧盟要求乌克兰成立一个独立于政府和议会的反腐败法庭，并且法官选拔要由欧盟决定，足以看出欧盟推动乌克兰政治改革的巨大决心。

姜毅：在本次选举的整个过程当中，西方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美国驻乌克兰特使沃克尔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伊万诺维奇甚至被一些俄罗斯媒体称作是整个乌克兰大选的操控者。本次选举的预测结果刚出来，波罗申科马上就承认败选。虽然没有证据但也可以合理推测，西方已经明确告诉波罗申科，如果他在选战中失败了就必须乖乖认输。反观俄罗斯，可以说基本“插不上话”，反俄罗斯甚至已经在乌克兰成为了“政治正确”。比如波罗申科的选举口号就是“选择波罗申科或者选择普京”，意思就是其他候选人都是普京的代理人。俄罗斯对于本次大选甚至都不敢说话，不敢去发挥影响力，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乌克兰连俄罗斯的大选观察员都拒绝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还能在乌克兰做多少工作呢？有观点认为，俄只剩下了把乌克兰局势搅乱的“破坏性”能力了，是不能给乌克兰树立起希望的。

西方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乌克兰的局势，这从本次大选就能看出来。本次乌克兰总统选举可以说是15年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选举委员会甫一公布泽连斯基胜选的预测消息，西方国家马上就给予承认，因为这次选举也让西方感到满意。这次选举没有出现以往那种混乱的状况，比如说选举后激烈的政治斗争和互不承认。乌克兰的选民对这一次选举也感到比较“舒服”，特别是与五年前那次相比。他们也感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运作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带来了一种新鲜感。这次的选举非常的“干净”，西方认为这显示其对乌克兰的政治改造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与乌克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前景可待

赵会荣：中国很重视乌克兰，早在2011年中乌两国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12月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访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始终坚定支持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乌克兰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诺无条件不对作为无核武器国家的乌克兰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在乌克兰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此种侵略威胁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提供相应安全保证。

乌克兰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在区位、市场、劳动力、工农业基础、科技等方面拥有相对优势。乌克兰高度欢迎“一带一路”倡议，明确表示支持“一带一路”。然而，乌克兰危机对中乌经贸合作造成了一定冲击，一些双边合作计划和项目被迫搁置。2017年1月中乌两国元首在达沃斯举行会晤，双边关系翻开新的一页。同年12月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中乌关系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双方签署了《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行动计划》和《农工综合体投资合作计划》。

当前中乌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快速发展。2018年中乌贸易额为98.1亿美元，同比增长28.4%。中国对乌投资在乌吸引外资中占比不大，主要集中在农业、通信、能源、基础设施、加工制造、物流等行业。乌克兰对吸引中国投资兴趣浓厚。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提出，如果乌克兰能够提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中方愿意提供70亿美元支持。2019年是乌克兰的“中国年”。泽连斯基胜选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乌克兰是中国的友好伙伴，中方一贯尊重乌克兰人民的选择，衷心希望乌克兰实现和平、稳定和繁荣。中方重视发展中乌关系，愿同乌方一道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继续向前发展。随着中乌两国民众交流日益增多，未来双方在军工、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通信、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将更加紧密。

张弘：不同于俄罗斯与西方，中国在乌克兰并没有地缘政治诉求，双边关系是基于国际法准则下的正常国家间关系，以及基于市场准则下的互利经济合作。乌克兰是较早宣布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虽然最近几年乌方经历了内部动荡，但是两个国家保持了广泛的联系，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中国坚定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使这种传统信任得以不断延续。

国际社会在此次总统大选后迅速承认投票结果，展示出了与新总统合作的意愿，这预示着乌克兰政治格局在经历五年的调整后或将重新获得平衡，其地缘政治环境有所改善。鉴于国内议题是影响此次大选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新政府成立后必将加大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这对中国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两国可以探讨在基础设施、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提供很好的想象空间。

由于2019年是乌克兰的选举年，因此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方面应该还是处于积累共识的过程。一旦乌克兰形势好转，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累的共识会很快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成果，造福于两国企业和人民。

（本文嘉宾张弘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会荣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乌克兰室主任、研究员，姜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