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结构性矛盾难以改变，“通俄门”清白后美俄关系很难出现实质性转圜；中俄结构性战略互需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中俄关系也会继续向着更高水平发展，中俄合作符合双边利益，也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保障。

无论内塔尼亚胡的肉麻吹捧，还是蓬佩奥的福音书式自嗨，都是美以两国政府一时自娱自乐。特朗普此举看似有恩于以色列并助力他和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但是，从长远看存在一系列消极后果，是典型的害人害己短视行为。因此，无论对美国还是以色列的战略利益而言，特朗普这一中东新政，是典型的“高级黑”和“低级红”，最终会得不偿失。

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形势严峻，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从长远看来，我们不必过于悲观，它一方面取决于美国内部各派的博弈，同时更取决于中国的影响与应对。塑造一个推进务实合作和建设性竞争、有效管控风险、防范重大冲突的中美关系，仍是我对美外交的基本方向。

“反社会主义”话语在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右翼圈子里重新走红不是偶然的，背后是美国民主党的整体“激进化”。因为民主党认识到，要想问鼎总统宝座，有更激进的理念和运动才是获胜关键。不过，“反社会主义”话语在美国的重新泛滥不排除其外溢可能。未来，特朗普政府有可能从“反社会主义”的角度对中国发起更进一步的意识形态挑战，其目的既是为了国内政治利益，也是要在国际上向中国施压。如何应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欧政策出现巨变，特朗普正使用其压迫型、交易型和混合型的外交手段，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重新修正传统的美欧盟友关系。这些使美欧关系出现政治分化、经贸竞争和安全互信下降等变化，但欧洲对特朗普政策的局限性和“跨大西洋关系”的“韧性”仍有期待，大国竞争加剧也限制了欧洲战略选择的空间。今后，在加强战略和能力建设的同时能“熬过”特朗普时期，成为欧洲最现实的选择。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回归仍抱有期待，不过在乌克兰政治中可操作空间所剩不多。当下的乌克兰，任何以赢得选举为目标的候选人都不敢得罪美国，不愿意给对手留下亲俄的口实，而胜选后的内外政策也不大可能脱离当前的政情。胜选者在推行亲西方政策方面已经拥有政策基础和法律依据，未来乌克兰与西方的合作将不断推进，但乌克兰“加盟入约”的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实践证明：霍华德给澳大利亚留下了宝贵的外交遗产——平衡外交，为澳大利亚长达27年的连续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中美间保持平衡的前提下，澳大利亚拥有很大的外交空间，可以充分发挥外交智慧，在保持澳美同盟的同时兼顾中澳合作，在中美之间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沟通、协调作用，以继承、丰富“平衡外交”战略的内涵。

纳扎尔巴耶夫辞职不意味着离开，他仍会对哈内外政策发挥重要作用，中哈关系不会受到影响。而代总统托卡耶夫通晓汉语，对华友好，是知华派。而哈萨克斯坦新领导人将在首任总统的“注视”下产生，政权交接会比较顺利。一个社会稳定、政策连续的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乐见的，也有利于中哈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圣战”分子回流并非短期怪象，而是会影响国际安全的长期因素，需要国际社会综合施策，携手加以解决。其一，继续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加强应对外籍“圣战”分子的统筹协调工作。其二，综合施策，重点应对。

布特弗利卡因身体原因无法执事，又不肯交权。而且，阿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但腐败和社会不公日益严重。布特弗利卡已里外不受欢迎。由于布特弗利卡做出重大让步，大规模动荡暂时不会上演，执政集团可以新的缓冲期推进社会期盼已久的全面改革。如果这个缓冲期没有利用好，阿尔及利亚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将彻底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