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与周边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关系的大调整与秩序的重构是一个必然的进程。在此情况下，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其一，中国希望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与秩序？其二，周边国家希望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秩序？其三，构建关系与秩序的外部环境。此外，尽管中国是周边形势发展中起着特别重要影响的因素，但周边局势的发展是由多因素、多力量、多取向制导的。因此，分析和认识周边形势，需要多视角，多层次，多要素考虑，需要把现实与未来的趋势结合起来。

目前存在一些对缓解局势十分不利的因素，这些若应对不妥，都可能引发美伊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特朗普本人似乎是将军事威慑当作“极限施压”的一种手段，他并不愿意与伊朗开战。但特朗普政府内的强硬派及以色列游说集团对其影响很大，未来随着形势发展，不排除他会不断调整立场。

美国近期的军事部署只是威慑与恫吓，真正的“战争”是石油制裁。从2009年前后开始，美国发现，其金融霸权、美元霸权可以大幅提升制裁的杀伤力，而随着美国“能源独立”狂飙突进，特朗普笃信“极限施压”必然能把伊朗逼回谈判桌，伊朗能否熬过新制裁结果未知。同时，美国的能源、金融制裁能否实现其对伊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将检测出美国制裁武器是否变得更加锋利，也影响着美国对其他国家施加制裁的决心与信心。

目前华盛顿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既是恐吓潜在挑战者、实现更大经济利益和总统选举的需要，也是能够顺利推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的需要。目前美国和伊朗都不想爆发战争，双方能否管控好各自阵营内部的力量，则是能否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关键。伊朗也完全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目前美欧双方在政治、经济、金融、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分歧严重，争斗激烈。然而，多年的“同盟”关系又使双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以美欧等国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全球化更使它们在融资、生产、销售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密切相联。实践表明，英国脱欧困难重重，至今难以了断，美欧两大经济体分道扬镳更难以想象。美欧关系的现状，即：已非盟友，但仍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伙伴，恐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对中国来说，美欧关系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只会增加同它们分别打交道的难度和复杂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解决中东政治转型翻烙饼问题，出路不在政体变革本身，而是从发展经济上想办法。这次阿尔及利亚、苏丹政局变动，表面是民众厌烦老人政治，实则是民生艰难引发民众不满。基于此，发展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之举。事实上，中东国家在经历了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日益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不过，中东国家解决发展问题任重道远。

本次选举是一次成功的选举，传递出积极信号。不过泽连斯基仍面临如何巩固权力的难题。目前倒向西方，已成为乌克兰社会的确定选择，俄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斗争进入了僵持阶段。但在西方约束之下，乌克兰不至于走向失控。同时，中国与乌克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前景可待。

由于特朗普重启制裁的影响，伊朗国内各个团体不得不通过日趋强硬姿态，来捍卫自身政治立场的合法性，加之伊朗国内经济形势短期内改善无望，伊朗不得不通过强硬的对外政策，来从另一方面换取国内政治合法性。未来伊朗作为地区重要大国，其强硬外交政策，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地区原有矛盾，进而增加地区冲突风险。

从历史长镜头看，巴以之间陷入了冲突-调停-冲突的恶性循环，且循环周期较短。双方能够保持脆弱和平，但稍有不慎，就会上演军事冲突的脚本。究其根源，从内部看是因为巴以之间领土主权争议的死结难以解开。从外部看，美国无法在巴以之间真正做到公平公正，总是以拉偏架的姿态介入其中，不仅无法实现让双方冰释前嫌，反而起到火上浇油的副作用。

回望“炸馆事件”20年来的中美关系，中美贸易谈判在曲折反复中即将开始第11轮，贸易摩擦背后的国家竞争才是本质。中美能否迈过这个坎，将决定世界的命运，因为美国依然十分强大和霸道，而中国的实力也已今非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