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认为，他的非正统风格和打破规则、摒弃旧制度的意愿，将在朝鲜核武器、中国强制技术转让或伊朗政权更迭等问题上为美国赢得重大收益。但是，权力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过多地操纵美国在全球相互依赖中的特殊地位，可能会弄巧成拙。

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就任以来，美英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尊重即不断受到冲击。此外，在具体国家利益层面，英美之间也存在着一定实际分歧，使得两国在理念价值、利益取向方面顿生嫌隙。尽管，英国近期在扣押伊朗油轮等行动中，也反映其注重保持与美国步调的一致性。未来英国仍将着力维护美英关系稳定，但具体走向最终要取决于特朗普的态度。

虽然美欧依然相信同盟关系对双方利大于弊，但曾经促使双方走在一起的共同威胁不复存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正潜移默化发生改变。如果美欧无法因势而变、相互包容，大西洋中涌动的暗流最终也能成为吞没友谊小船的滔天巨浪。

传统的“资本主义＋民主＋福利”模式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成功的，但今天这一制度因为财富分配高度不均和社会高度分化，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放弃这一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本身背后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由此看来，这一制度如何转型升级、如何创造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如何寻找转型升级的中介（例如政治家），就基本决定了西方世界的未来，即使不是整个世界的未来。

目前，欧洲民众对极端民粹势力和政党的口号式政策宣传，有了较深的体会和日益增长的警惕。在不久前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可以看到：极端民粹政党虽有所增长，但传统建制政党和拥欧派仍是难以撼动的主流正统。一句话，欧洲民粹势力和政党呈现退潮迹象。不过，民粹势力和政党在欧洲的退潮，并不同时意味着向原来的传统政党和大势的简单回归。

自由化思潮使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结构变化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随之重塑，并严重冲击了西方主宰世界三百年的世界秩序。中国是意外的大赢家，但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却不都是这样。由于自由化的结果是多方面的，非常复杂的，而且给国家治理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也是空前的。所以，必须对自由化浪潮做出理论反思。

目前，对伊朗动武的声音还并不占决策主流，因而博尔顿、蓬佩奥略显形单影只。特朗普表示：“制裁仍在继续，我并不着急。我对伊朗并不着急。如果你匆匆忙忙，你就会惹麻烦。”更重要的是，五角大楼的官员认为，中东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会再次分散美军对亚太地区的专注，美军难以同时应对两个区域的重大战事。

由于美俄退出《中导条约》基本已成定局，这将带来一连串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世界军控将受重挫，美俄既能退出《中导条约》，那么也很难续签即将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另一方面，美俄将彻底摆脱《中导条约》的束缚，大力发展中程武器。同时，美俄退约，对欧洲是灾难，这意味着欧洲将重新回到冷战时期那种中程导弹遍布的恐怖对峙局面。法德想追求的欧洲自主防务、与俄缓和关系来实现欧洲和平的努力恐将泡汤，欧洲的北约国家将不得不向美国进一步靠拢，听从美国的摆布。

当前的阿富汗局势十分复杂，即美国决心不计代价迅速撤军，塔利班坚持以打促谈、以炸促谈，而阿富汗政府和其他派系仍未找到与塔利班实现共治重建新阿富汗的有效路径。阿富汗和平的曙光虽然已现，但和平重建到来依然不敢乐观期待，恐难指望在近期取得全面、稳定且皆大欢喜的结局。

根据2016、2018年两份印太报告和马克龙政府的言论及举措，可以看出法国“印太战略”的两大特点。第一，强化实力存在，充当欧洲国家介入印太的急先锋和召集人。第二，重视双边和小多边合作。法国与美国“印太战略”积极构建的“四国联盟”成员都有良好合作关系，未来是否会形成“四国联盟+1”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