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卜西稳定政治有成效，经济改革遭到诟病。尽管如此，由于他带领突尼斯走出困境，赢得了世界尊重，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尊重。此外就目前来看，尽管突尼斯政府面临多重挑战，但出现权力真空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突尼斯的宪法已为防止出现权力真空做好了制度设计。不过，埃塞卜西的过世使突尼斯政治现实重回宗教与世俗对垒的可能性较大。

伊朗抓扣英国油轮：既为报复，也为显示能力，以达到迫使美国取消制裁的目的。伊朗和英国相互抓扣油轮事件是以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为背景，反映了伊朗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长期对立，这就决定了油轮事件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此外，如果美国不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美之间在波斯湾地区的对峙也可能长期化。美伊对峙，伊朗不仅展现了控制波斯湾的能力而且显示了其意愿和决心，这最终将助推伊朗战略影响提升。

中国是否回应三边核军控则是较为简单的问题。如果美国或者俄罗斯想通过谈判探讨大国间的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当然可以参与。但如果美、俄想推动核武器数量裁减，它们最好能先起个表率作用，然后再讨论中国的核武器裁减。

尽管美国一直对中国在以投资活动持续施压尚未构成实质性后果，以色列政府也不会轻易取消与中国签署的相关合同，但是，美国施压造成的困扰及中长期风险依然值得注意。因此，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必须对以色列迫于压力而变卦的潜在风险有所警惕，并尽早做好止损准备。

欧洲当前的政治聚焦，是重新定义欧洲。重新定义欧洲的过程，也是对欧洲“人民”重新界定的过程。民粹主义者反对“精英”而表彰“人民”。但如果新的“人民”主体在民主参与过程中逐渐形成，那么民粹主义的吸引力即将失去。这正是马克龙的盘算。与此同时，在欧洲“人民”形成的过程中，欧洲的“他者”也将更加清晰地浮现。在马克龙阵营眼中，新的“他者”是其他强国，它们也是欧洲下阶段一体化的最强大动力。

百年大变局引发一系列严峻而又深刻的挑战。对此，中国的利益在哪里，我们的价值定位在哪里？中国的道路选择应该如何坚持与创新，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同时，一个现实的挑战是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发生新冷战的可能不能排除，只要我们坚持中美关系的冲突管控，坚持两国之间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坚持直面冲突性的议题，必要的斗争和适当的让步相结合，让新冷战难以成为事实。

土耳其购买俄S-400导弹只是一种平衡手段，而非根本的战略转向。土俄军事合作短期升温并不能动摇土与美西方长期的军事、经济同盟关系。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制裁和纵容之间左右为难，但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已严重损坏了北约内部的战略互信。美国接下来的反应至关重要，不仅会影响北约未来发展，而且将决定土美关系长期走向，在一定程度上还将成为美俄在中东博弈的风向标。

政治生态“右转”与美拉关系的接近都可能会给中拉关系带来一定的抑制，但是，拉美经济面临的困局则将形成对下阶段中拉关系的“强支撑”。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环境高度不确定且保护主义上升的环境下，中国的角色对拉美地区来说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加之“实现经济增长”是拉美国家的优先议程，因此，即便是在拉美地区整体“右转”且美拉关系存在提升可能的局面下，中拉关系依然具有较好的预期。

穆尔西的死进一步折射出穆兄会内忧外患、日渐式微的困境。穆兄会官方发言人法赫米称，穆兄会需要至少30至40年来恢复元气。尽管元气大伤、奄奄一息，但历史经验证明，只要穆兄会一息尚存，就有能力通过秘密网络在地下生存多年，伺机而动，在外部条件适宜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美国在与战略对手打交道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大棒”而不是“萝卜”。“大棒”敲得咚咚响，“萝卜”只不过是城下之盟的一个点缀而已。然而目前特朗普尽管态势汹汹，但并不愿意发动军事进攻，他在伊朗面前挥舞的“大棒”，似乎只是一个“哑巴棒”。当硬实力无法压迫对手，那么“萝卜”也自然失去了相应的魅力而变为了“蔫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