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泰国缔结了双边军事联盟关系，在亚太地区形成了“轴辐”体系。时至今日，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已经维系了近７０年。回顾历史，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既有过密切合作，也有过龃龉和纷争，甚至曾与个别盟友主动“断交”或被动“瓦解”过。那么，未来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是否有可能出现松动或走向瓦解？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未来前景是什么样的？在世界经济重心转向西太平洋地区、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回答该问题显得非常有必要。讨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未来趋势，无论是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意义重大。联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亚太联盟体系更是美国维系亚太安全秩序的关键。美国２０１８年版《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毫不讳言：“互助互利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对我们的战略至关重要，它能够长久地为我们提供竞争对手和敌人无法匹敌的非对称战略优势。”再看中国，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逆势而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军事现代化同样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力变化带来的是国家利益和战略行为的变化，中国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之间的张力日益扩大。对中国而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是和平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犹如一道阻拦索，横亘在中国的家门口。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个体系；中国海军要走向大洋，首当其冲也要遭受这个体系的限制，即面临地缘上所谓“第一岛链”难题。学术界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既有文献大多聚焦于这个体系当前遇到的困境、美国的战略以及中国的应对，对未来前景讨论甚少。本文将尝试深化既有研究，总结美国联盟体系变迁的内在逻辑，探讨其松动、瓦解的历史条件。本文无意回答为什么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是双边的，也无意将其与欧洲的北约相比较，而是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视为一个既成事实，以此为基本前提，然后考察其演变的内在原因与未来前景。

2、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形态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提出“四警察”的战略框架，试图以中国为核心构建战后的亚太地区秩序。然而，国民党的失败让罗斯福的战略构想走向破产。随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提出了“环形防线”，防范和围堵。然而，“环形防线”在战略上存在巨大的漏洞。约翰·杜勒斯曾忧虑地指出：“战争是可能的——除非我们通过积极并恰当控制的措施避开它。”朝鲜战争的爆发印证了这一忧虑，并推动美国构建了一系列双边联盟。美苏两国的激烈对抗导致亚太局势陡然升级，美国加快了构建新安全框架的步伐。１９５１年８月３０日，美国与菲律宾签署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同年９月１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了《澳新美安全条约》。９月８日，美国纠集包括日本在内的４９个国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与日本单独媾和。美国与日本同一天签署了《美日安保条约》，两国建立联盟关系。朝鲜战争结束之后，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日，美国与韩国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１９５４年９月８日，美国纠集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英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并“一致指定柬埔寨国家、老挝国家和越南国家（南越）管辖下的自由领土”。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日，美国与台当局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条约确保美国在军事上保护台地区和澎湖列岛。由此，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即所谓的“旧金山体系”基本形成。（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特征

对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特征，学术界多有论述。归纳既有研究，分析条约文本，观察这些双边联盟关系现实中的运转，不难发现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是双边的、不对称的。美国在欧洲选择了多边主义的安全架构，但是在亚太地区却选择了双边主义，这主要是基于亚太地区复杂国际环境的考虑。美国构建的这种双边联盟关系以不对称为显著特征，即美国占据绝对优势。尽管美日联盟在其中地位特殊，但是并未改变这种不对称性。美国的主导地位有利于管理盟友，保持联盟长久的生命力和较高的凝聚力。除此之外，美国与亚太盟友一般签有内容准确、语言严密的双边条约，这些条约对盟友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界定，其目的有两个：一方面，确保权利和义务能够被准确执行，维持亚太联盟体系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设置前提条件，避免被其亚太盟友牵连。

第二，美国将亚太盟友纳入了其主导的经济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还试图在经济上整合与这些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的体系，将这些国家纳入美国的经济体系：其一，美国向这些国家提供帮助，推动其经济发展。以日本为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大量订单涌入日本，为其经济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此日本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订单更是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经济发展，强化了美日经济关系。其二，美国向亚太盟友开放国内市场，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其三，美国通过转移技术，强化与亚太盟友之间的产业合作，形成了美国和亚太盟友之间的产业分工。在此经济体系的安排下，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国家进入了经济腾飞时期，这就是所谓“雁行模式”。经济与安全在其中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促进。美国保证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安全，它们向美国出口商品。

第三，美国在盟国派有驻军，通过前沿部署来维持地区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分别与菲律宾、泰国、日本和韩国签署了相关协定，允许美国在这些国家派驻军队。历史地看，在亚太地区的驻军一直是美国大战略的核心安排之一。在整个２０世纪后半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占其总海外驻军的４１％，这些驻军成为美国主导亚太地区的基本保证。伊万·蒙哥马利认为，美国近７０年来的大战略包含一系列核心目标：防止敌对行为体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关键地区、保护受美国安全保护伞庇护的盟国、为巩固自由经济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必须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防御战略。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２日，美国和澳大利亚又签署了《澳美驻军协定》，澳大利亚在此后２５年内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在澳大利亚驻扎，这成为美国战略调整的印证。

第四，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会适时修约。美国与其亚太盟友会通过签署补充条约和修约等方式，满足现实变化的需要。以美日联盟关系为例，一方面，美国和日本根据现实需要，签署相关补充条约。１９５４年８月８日，美日两国签署了《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７日，美国与日本两国签署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旨在提高两国军事合作，明晰军事上的分工。另一方面，美日两国会适时修约。例如在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９日，美国与日本签署了新的《美日安保条约》，替换了旧金山和谈时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更是在冷战后进行了两次修订，即１９９７年９月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界限，提出了所谓“周边有事”的新概念以及２０１５年４月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要求日本在“全球范围内支援美军”。此外，美国与亚太盟友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保证了联盟之间能够顺利对接、正常运转。近年来，美国与亚太盟友在安全磋商委员会框架下不仅局限于外长和防长“２＋２”会谈，同样包含厅局级和处级等中低级别的对话。

第五，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规律。归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由于实力和意愿的变化，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呈现明显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变化的曲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兵朝鲜，国内战略精英还形成了多米诺骨牌理论，为后来干涉越南事务提供了思想支撑。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并扩大战争规模，意味着美国及其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过度扩张了。由于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试图从中抽身。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５日，理查德·尼克松发表关岛谈话，承诺美国将信守所有条约承诺，同时避免被亚洲国家拖入类似在越南一样的冲突，美国鼓励受到威胁的国家自己解决问题。随后，美国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战略收缩期。里根政府改变了这一态势，美国强化前沿部署和集体防务，在全球层面强化对USSR的遏制。冷战结束以后，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在联盟政策上大致秉持了战略收缩的思路，美国积极裁减军备，减少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驻军。在克林顿政府后期，由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和朝核危机的爆发，美日两国在１９９７年首次修订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了美日同盟。九一一事件爆发后，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到反恐战争中，在亚太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也有所松动。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将美国海空力量的６０％部署在亚太地区；其还提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经济上夯实联盟关系。

（二）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主要功能

从起源上看，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形成主要是为了应对与USSR的长期战略竞争，遏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功能侧重点不同，会因时因事而适时调整，呈现出动态性和复杂性。概括而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主要有三种功能。

首先，威慑对手，保护自身与盟友安全。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教训，美国试图维系其主导地位，反对任何强国在亚太地区扩张。展示和使用武力来威慑对手，保证自身和盟友的安全，是美国构建联盟体系的核心目标之一。早在冷战之初，美国就将威慑USSR作为基本战略。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３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第４８／１号文件，该文件详细阐述了美国对亚洲的立场，即美国的目标是“遏制和减少USSR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使USSR不能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尽管有起伏，但在整个冷战期间这一基本战略并未有大的改变。冷战之后，中国成为美国威慑的对象。尤其是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威慑越来越“强势”的中国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与历史上传统的联盟关系有所差别，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在条约中对美国、盟友和对手三者关系的界定更加详细、明确，其目的是限定与盟友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对盟友的明确承诺意味着清晰的边界，也有利于对手了解美国的战略意图，从而降低对手冒险的概率。

其次，管控盟友，保证亚太联盟体系的凝聚力。“旧金山体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驻军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随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扩大，这一功能逐渐演变为对盟友的管控。在车维德看来，这是一种“权力游戏”，即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双边联盟体系不仅是为了遏制USSR的威胁，也是为了对东亚盟友的有效控制，避免盟友攻击对手，使美国卷入一场不必要的大规模战争。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亚太盟友与中国的关系日趋复杂。美国在威慑中国的同时，如何管控盟友成为一个战略难题：美国一方面严格管控盟友的行为，划定盟友外交政策的红线，避免被拖入地区冲突；另一方面增强对盟友的承诺，避免凝聚力下降。

最后，制定规则，建构地区多边秩序。当前的亚太安全架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美国主导的双边联盟体系、中国构建的战略伙伴关系和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机制。长期以来，美国在这个框架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和东盟相对处于弱势。然而，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既有安全框架，亚太安全架构逐渐从非对称走向对称。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国试图以亚太联盟为基础，推进亚太联盟体系的网络化进程，掌握规则制定权，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亚太安全秩序。美国及其盟友构建的“轴辐体系”正在发生功能性转变，越来越多地承担着多边安全秩序维持和建设的功能。综合以上分析，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形态一直是动态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期内外环境也不一样。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调整了联盟战略，在全球层面进行战略收缩。美国在亚太地区无意承担过多的防务责任，于是对盟友施加政治压力，督促它们增加美国海外驻军费用的分担份额，试图最大程度上减轻美国在海外的防务负担，由此导致了美国与亚太盟友之间的龃龉。

3、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衰落的历史逻辑

亚太联盟体系是美国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余威建立的，然而它在运转过程中屡受挑战、屡次调整。根据前文所述，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在形态上呈现出周期性的扩张与收缩。然而，历史地看，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大方向是走向衰落的，大趋势是逐渐松动的。因此，有必要归纳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松动的历史规律，并进一步思考其运转逻辑，为我们分析现实、预测未来提供基础。

（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走向衰落的指标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走向衰落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过去、现在或未来，这这一历史过程都是难以具体量化的，也并非以线性的方式呈现。对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是否衰落，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指标来观察。

1、美国的亚太盟友走向相对衰落

美国及其亚太盟友的生存状态如何，这可以成为我们观察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指标。一方面，近７０年来，美国亚太盟友的数量是下降的。美国在１９７５年４月３０日完全撤出越南南部，越南完成国家统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第一次出现了缺角。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两国建交，美国与台湾地区断交、撤军、废约，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第二次出现松动。不过美国国会随后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维持了对台湾当局的部分战略承诺。１９８７年６月，新西兰退出《澳新美安全条约》，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再失一城。另一方面，美国盟友在实力上是趋于相对衰落的。冷战期间，美国及其亚太盟友的主要对手是USSR。其间尽管美苏两国力量此消彼长，然而USSR的战略重心一直在欧洲，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在亚洲一直占据绝对优势，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也是快速成长。冷战以后，这一态势被中国的快速发展所改变。我们发现，中国在过去２０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以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和军费开支两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迅速超过了美国亚太盟友。由于中国在各领域占据了优势，美国亚太盟友出现了相对衰落的态势，这给美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2、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由于介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冷战期间在亚太地区一直维持较高的驻军人数。越南战争结束以后，美军大幅削减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军队。１９７４—１９８０年，美国在亚太地区年均驻军人数为１１０６３３人，已经比１９６４—１９７３年有了大幅缩减。从表１中也可以发现，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人数缩减的态势一直持续到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随后受亚太再平衡的影响，美国增加了在亚太地区的驻军人数。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增加军队人数，这一态势可能延续一段时间。然而，从长时段历史来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将继续呈现递减的状态。

3、美国对亚太联盟体系的主导权下降，盟友发挥的作用逐渐凸显

冷战以后，美国及其亚太盟友主要面对中国快速发展和朝鲜核危机两方面挑战。为了应对挑战，美国一方面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另一方面鼓励亚太盟友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美国尤其鼓励日本发挥关键作用。在２０１５年４月的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中，更是鼓励日本在“全球范围内支援美军”。近年来美日关系的调整使得日本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扮演着次轴心的作用。此外，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战略框架下，盟友承担责任意味着它们将更多地分担美国的成本。以韩国为例，根据统计，韩国承担美国驻韩部队的防卫费用在１９９１年为１．５亿美元。随后逐渐增加２０１８年达到８．３亿美元，占到所有开支的４０％。２０１８年３月以来，美韩两国经过多轮磋商，在２０１９年３月８日签署了第十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根据该协定，韩国２０１９年将为２８５００名驻韩美军承担９．２４亿美元（１０３８９亿韩元）防卫费用，较２０１８年增长了８．２％。理论上，当大国成为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时，对盟友压力增大盟友分担的负担将增加。美国亚太盟友在地区事务中的角色愈加重要，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在联盟体系内的主导权下降，这将对未来的地区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4、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美国亚太盟友在产业上对中国的依赖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尤其是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逆势而上，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断升级。在过去十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增值出口的全球供应中心和亚洲新的区域需求中心。尽管美国和德国仍然是复杂全球产业链网络中最重要的枢纽，但是中国已经成为传统贸易和简单全球产业链网络的重要枢纽。２０１５年，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旨在从十大重点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上取得突破。这一系列新态势无不预示着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面临中国的冲击。其政治后果之一在于亚太地区秩序初步形成了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的二元结构。尽管美国仍然是全球需求中心，然而中国在供给上已经是全球中心，并逐渐在需求侧冲击美国地位。这意味着中国正在逐渐瓦解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经济基础，这一趋势也迟早会产生一定的政治后果。从美国的亚太盟友、亚太地区的驻军数量、联盟主导权和亚太地区的产业链来看，美国亚太联盟体系都在走下坡路。当然，必须清楚地看到两点：其一，这个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在特定时期，美国会在某些领域强化亚太联盟体系。其二，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具体的临界点在哪儿，在现实中是难以量化的。不过，我们可以从国际关系史中找到一些规律。

（二）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松动或瓦解的历史情境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建立以来，已经丧失了若干盟友，也有若干次美国战略收缩导致联盟体系松动的先例。因此，有必要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抽象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松动或瓦解的规律，从历史中归纳出四种情境。

1、对手通过战争方式瓦解美国与盟友的联盟关系

截至目前，案例只有一个，即越南通过武力统一全国，瓦解了美国与越南南部之间的联盟关系。在理论研究中，征服作为一种高强度的对抗性战略，可以分化对方联盟关系。然而既有理论研究大多忽视了民族统一的特殊情况。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遗留问题，国家未能统一的状况在亚太地区普遍存在。除了越南通过战争实现了国家统一之外，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朝鲜和韩国都没有完成国家统一。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和越南都付出了巨大的战争成本，最后以美国退出战争、越南南部政权垮台而告终。究其原因，美国与越南两国之间更多的是决心的较量，然而美国低估了越南统一的决心。在非对称战争中，实力强大的国家在战争的输赢上利益较低，具有较高的政治脆弱性。对实力较弱的国家而言，战争的输赢则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虽然成本高昂，但通过武力完成国家统一是瓦解美国与盟友之间军事同盟关系的可行路线。

2、与对手达成战略妥协

历史案例是美国与台当局断交、撤军、废约，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尼克松政府提出了缓和战略的构想，试图撤出越南战争，通过构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重新塑造世界均势。１９７９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美国的战略妥协中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是其战略收益更为显著：其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可以分化社会主义集团。其二以中国撬动USSR推动美苏和谈。其三，通过中国塑造有利于从越南撤军的态势。其四，着眼于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几十年的前景。如果复盘卡特当时的决策，在其承认了“一个简单事实”背后，是美国战略精英对国家利益和联盟承诺之间的艰难权衡。必须看到，这种战略妥协仅仅出现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在未来出现的概率则不会太高。

3、盟友国内政治发生变化

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内，因为国内政治导致联盟关系破裂的案例是新西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新西兰国内社会兴起了反核思潮和反核运动。１９８４年７月，新西兰工党赢得选举，随后提出了一系列反核政策，禁止核动力舰艇和核武器进入新西兰港口，导致美国与新西兰之间关系紧张。１９８７年６月，新西兰通过了《新西兰无核、裁军和武器控制法》，退出了《澳新美安全条约》，终止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自此，美新两国在军事关系上出现了３０年的僵局。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升了与新西兰的安全关系。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８日，新西兰政府宣布允许美国“桑普”号驱逐舰访问新西兰，两国军事关系快速升温。

4、外部威胁消失

在理论上，对外部威胁评估的变化是联盟瓦解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日关系、美菲关系和美泰关系中多次出现，其中以冷战后美菲关系的弱化最具代表性。冷战结束以后，USSR解体对美国而言意味着大国威胁消失，因此只需保持少量海外驻军即可，菲律宾境内军事基地的战略价值大幅下降。对菲律宾而言，USSR从东南亚撤出军事力量，大大改善了其面临的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菲律宾参议院在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决定不再批准《美菲军事基地协定》，美国在次年从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撤出，结束了在菲律宾长达近百年的驻军。美菲两国之间的联盟关系迅速降温，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不难发现，亚太盟友在外部威胁高时往往欢迎来自美国的驻军和安全承诺。当外部威胁急剧降低时，亚太盟友对美国的需求降低，更倾向于在外交政策上追求独立性，对美国驻军过多往往比较抵触，进而导致联盟凝聚力下降。综合以上讨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历史上松动或瓦解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方式、战略妥协、国内政治和威胁消失四种。根据美国与亚太盟友联盟关系的变化烈度，将它们置于同一纬度下，由此呈现出程度差异的光谱。其中，战争方式是最剧烈的手段，需要与美国进行战略决心的较量。相对而言，外部威胁消失对美国本身的影响较小。

如果进一步推演，可以发现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松动或瓦解的两种历史逻辑。一方面，外部压力足够大时，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会松动或瓦解。既有理论研究指出，如果联盟的共同威胁上升，联盟更容易瓦解。这意味着，亚太联盟体系松动或瓦解是美国能力不足造成的，美国要面对三种情势中的至少一种：其一，美国与对手之间爆发了战争，并且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其二，美国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需要进行战略收缩。其三，美国衰落，无法应对外部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当外部压力足够小时，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也会松动或瓦解。在这种情势下，联盟关系松动或瓦解的原因在于美国盟友缺乏意愿，它们掌握了主动权。美国仍然具有强大的能力，只是其意愿下降而已。

4、为什么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会瓦解

权力变迁始终是亚太安全秩序变化的根本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太安全秩序的历史变迁就是一个去美国化的过程。在外部威胁上，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对手由USSR转变为中国。较之于USSR，中国是亚太地区更为核心的国家，发展潜力巨大，对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威胁更严峻。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使得亚太安全秩序去美国化成为一种历史必然，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走向瓦解有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之所以会瓦解，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中国快速发展的持续冲击

冷战结束以后，对国际格局冲击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核心关切在于中国能否继续维持高速的经济发展。尽管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增速缓慢下降，但是仍然维持着较高增长。目前来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仍然非常稳健，能够保持和平发展的持续性。其政治后果在于，中国持续快速发展意味着亚太地区未来可能逐渐形成两极格局。此外，由于中国的战略重心一直就是亚太，且美国的亚太盟友是相对分散的，战略对抗的态势对中国也有有利的一面。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必然会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形成长期而重大的影响。与USSR相比，亚太地区走向两极格局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外部力量制衡不如北约强大。具体而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对亚太地区有两个方面的战略影响。

一方面，将重塑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格局。１９９６年台海危机之后，中国军事力量建设是以反对美国的干预为核心目标，这被美国称为“反介入”与“区域拒止（Ａ２／ＡＤ）”战略。经过二十余年的建设，中国军事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美力量差距进一步缩小。虽然有分析家认为，在２０４０年之前，中国无法获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霸权，但是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正在重塑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随着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对“第一岛链”的控制正在弱化，中国将在西太平洋近海海洋空间取得战略优势。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对“第一岛链”内的控制逐渐加强，“中国崛起的同时也使北京变得令人生畏而又具有吸引力—这种矛盾的感情可能会使美国与其太平洋盟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变得复杂，这只是时间问题”。对美国而言，主要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择做一个离岸平衡手，进行适度战略收缩，要么维持深度介入，对美国军事力量及其前沿部署做出重大调整，包括更加强调空中和水下作战平台在非许可环境下生存、前沿基地更好地抵御攻击以及信息网络更不易受到干扰。

另一方面，将塑造周边国家的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加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制衡，有利于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同样意味着中国塑造地区秩序的能力提升。其一，中国增加了区域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在经济上，中国主导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互联互通和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中国的目的在于借此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提供区域公共物品，推进地区经济合作。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２日，中国领导人在访问蒙古国时发表演讲指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搭车论”，整体上体现了中国的战略思路的转变。在安全上，由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已经无法为亚太地区提供充足的安全公共物品，这为中国提供了舞台和机遇。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积极促进美朝和谈，在半岛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提出了“双轨思路”，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其二，中国也加强了惩罚手段的使用，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经济上，中国正在尝试使用制裁手段来维护战略利益，这在菲律宾提出南海仲裁案、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和台湾地区已多次使用。在安全上，中国海空力量走出“第一岛链”，强化了常态化、体系化和实战化训练，积极展示自身实力。

中美两国走向战略竞争，对亚太地区国家而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中国和美国。中国对地缘政治和周边国家行为的塑造能力提高，对美国亚太盟友和战略伙伴意味着制衡中国的成本上升。一方面，制衡中国意味着这些国家需要承担高昂的经济成本。制衡中国会影响双边经济关系，这些国家还有可能丧失中国市场。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采访中指出，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马来西亚不会去做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事情。因此（在与中国处理关系时）最好使用一些不那么暴力的方式以避免造成与加剧对抗，因为中国对马来西亚是有利的。中国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大贸易伙伴，与中国对抗的过程中，马来西亚也要蒙受损失。马哈蒂尔的观点大概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亚太地区中小国家的立场。另一方面，制衡中国意味着这些国家也要承担巨大的安全成本。有研究认为，中国的邻国正在发展军备制衡中国。然而，即使整个印太地区进行军事现代化和建设国防设施，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与中国防务开支之间的差距仍不容易填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变得更愿意使用自身实力，尤其是通过规劝、制裁和惩罚等强制性行为来捍卫国家利益。

对美国的亚太盟友而言，较高的制衡成本重塑了其利益和偏好，使其从追随美国转变为两面下注，少数国家甚至倾向于不选边站队。有学者认为，次等国家对大国力量非常敏感，它们倾向于适应而非制衡崛起中大国。即使在南海争端形势恶化以后，也只有少数国家直接对抗中国。具体而言，中国曾经与日本、菲律宾因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有过激烈冲突，然而两国随后都缓和了与中国的关系。在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五个国家中，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有意愿制衡中国韩国和泰国基本选择了两面下注或不选边站队。菲律宾则调整了与中国对抗的立场，改善了中菲关系。对其他亚太国家而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强化了不选边站队的战略偏好。既有研究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烈度上升时，亚太各国的战略空间将被显著压缩，选边站的压力将大幅增加。当前的战略竞争的确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压力，然而现实中它们并不希望选边站队。中国强大的实力及其所提供的巨大机遇正在成为这些国家选择的重要考量。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对中美战略竞争将导致阵营对立、矛盾加深或迫使各国选边站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并在回答问题时表示“主动地避免选边站队”。从现实来看东南亚国家当然不希望陷入中美对立带来的选边站队困境，它们需要加强与大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但不想招致以往冷战那样的状态。为了消除东南亚国家的忧虑，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在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的美国—东盟外长会上表示：“美国从未要求任何印太国家选边站。”如果将历史拉长，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将进一步塑造亚太地区国家的战略偏好，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不选边站队，而这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而言意味着松动和衰落。

（二）美国的能力下降导致意愿下降

美国一家独大，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冷战结束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巅峰时期，没有其他大国能够制衡美国。然而，这种单极时刻非常短暂，九一一事件改变了世界，美国由此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反恐战争。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迅速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２０１８年已经达到美国的６６．４％。相对而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亦即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直接导致美国领导权的衰落。经历了长期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国介入世界事务的意愿显著下降，奥巴马政府着手于收缩战线，在战略上进行纠错疗伤、休养生息。特朗普政府更是选择坚持美国优先，不愿意过多承担责任。即使在西太平洋各地区中美战略竞争最为聚焦的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战略资源投入与其宣称的也有一定差距。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９年４月底，美国一共在台湾海峡巡航９２次，其中特朗普政府只有１２次。法里德·扎卡利亚认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侵蚀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内核，是对美国力量的最后一击。当然可以预料的是，美国介入世界事务的意愿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时期可能会增强，然而随着相对实力的下降，这种意愿在大趋势上将逐渐递减。

美国介入世界事务意愿下降，一定程度上将导致其外交政策功能紊乱。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增加了亚太联盟体系的内在张力，客观上使得这个联盟体系变得更加松动：其一，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弱化了美国与亚太联盟之间在经济上的协调框架。其二，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上发起了贸易战，对亚太盟友增收关税，这制造了与盟友之间的不和，让盟友觉得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其三，特朗普政府提出了“成本加５０”原则，重新制定美国与盟友之间在海外驻军费用上的框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有美国海外驻军的国家将在承担所有成本之外，再承担５０％美国保护它们安全的特权费，这让美国亚太盟友分担的费用直线攀升。其四，特朗普单方面与朝鲜媾和，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安全态势，朝韩缓和扩大了美韩关系的分歧，增加了韩国的战略自主性。在近年来美国的联盟政策中，这种功能紊乱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也反映出美国联盟体系并非铁板一块，存在不少问题。

特朗普政府在联盟政策上的紊乱对美国而言最坏的影响在于声誉受到侵蚀。一方面，美国迫使亚太盟友提高防务分担，这意味着亚太联盟体系将更加依靠盟友而非美国，美国战略承诺的可信度下降。这些国家的防卫能力上升导致其自主性增大，未来美国如何维持联盟凝聚力，如何让这些亚太盟友继续一如既往地信任美国，这将是一个难题。另一方面，美国在亚太联盟体系中的合法性将会受损。特朗普政府就像一个收租的地主般大量敛财却又趾高气扬。尽管美国的亚太盟友最终会接受特朗普的新方案，然而这些国家内心充满了不情愿。尤其是对韩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而言，它们的民族情绪非常敏感，在联盟外威胁和联盟内压力两方面，对前者充满了恐惧，对后者充斥着屈辱。声誉的丧失相对容易，但是重建声誉将困难重重。尤其是在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下，中美战略竞争将塑造美国亚太联盟的形态。罗伯特·卡普兰就撰文指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是，中国继续扩大在印太和欧亚的军事活动范围和国内市场，美国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盟情感性承诺将继续消退，美国亚太盟友将逐渐进入中国的轨道。

（三）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旧金山体系的形成意味着美国构建了一个高效的联盟体系，通过这个体系，美国不仅威慑了对手，还能够管控亚太盟友，从而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地区秩序。然而，这个联盟体系的制度设计也存在一些缺陷，最明显的有两个：其一，不同于北约的集体安全，亚太联盟体系是双边的，呈现出条块状的特征，少数联盟关系的破裂并不影响整个安全架构。如果对手集中战略资源向美国的单个盟友施压时，压力最终只会转移到美国身上，其他盟友难以进行战略支援。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安抚盟友需要美国在领土争端和其他议题上有更大的意愿对抗中国。如果对手实力普通，美国压力将是可控的。考虑到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美国面对的压力将是非常巨大的。其二，日韩之间的内部纷争难以解决，影响了美国亚太联盟内部的凝聚力。长期以来，日本和韩国经常因为历史问题或现实问题纠纷不断，美国一直希望两国能摒弃纷争、携手合作，然而这种诉求却一直难以实现。

近年来，美国试图补足亚太联盟体系的缺陷，通过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来实现亚太安全秩序的再美国化。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就试图通过推动亚太联盟体系的多边化来应对快速变革的国际体系。在此思路下，美国致力于推动亚太联盟体系的网络化。一方面，通过推动美日韩、美日澳和美印澳三边合作，提升盟友之间的凝聚力；另一方面，鼓励盟友之间的多边合作，提高联盟之间应对风险的能力。尽管更偏好双边主义但是特朗普政府选择印太战略，试图构建一个网络化的地区。在军事上，美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填实印太概念。美国不仅向日韩承诺提供战略保护，还试图加强与台地区的防务关系，通过了“与台交往法案”，给双方高层领导交流松绑。在政治上联合少数来应对。印太战略主要涵盖四个国家，在战略上简单易行、容易操作，并且美日澳印在政治体制上都是西方式民主制度，可以帮助美国牢牢占据道德高地。在经济上，美国联合盟友和伙伴共建自身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旨在通过构建开放和自由的倡议，拒绝排他性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然而，美国试图将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努力难以成功。除了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变迁这个根本原因之外，其他一些原因同样难以忽视。其一，如上文所述，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结构决定了其改革面临诸多困难。有学者认为，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援助能力较强，干涉能力、补偿能力和损耗能力较弱，亚太联盟转型的可能性并不太高。其二，历史因素将长期影响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网络化进程。虽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解决了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但是日韩之间的历史纠纷并未解决，并将长期存在。美国一直在试图劝说日韩两国摒弃前嫌加强日韩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在美国的推动下，日韩两国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６日签署协议，同意分享关于朝鲜武器发展项目方面的情报。然而，日韩之间的战略合作非常脆弱受到历史纠纷的严重制约。２０１８年１０月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日本企业给予第二次世界大战劳工赔偿，由此引起日韩关系紧张。２０１９年８月２日，日本内阁批准通过《出口贸易管理令》，将韩国排除出“白名单”，事实上对韩国进行经济制裁。随后引起了韩国的激烈反应，韩国同年８月２２日宣布不再续签《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日本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在亚洲与美国最亲近的两个盟国，日本和韩国与美国一起组成同盟来对抗一些其他国家的‘力量构成’的时代即将告终”。其三，地缘、文化和宗教因素使得联盟网络化难以实现。美国亚太盟友自北向南散落在西太平洋地区，它们多是岛国，在文化和宗教上也是多元的，彼此之间的安全联系有限，内部差异性使得整合难度较大。地缘政治的特殊性使得这些国家的安全相对有保障，除了对美国的安全保护有依赖，对其他国家的安全作用缺乏信心和兴趣。

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美国相对衰落和亚太联盟体系的内在缺陷三个因素互相作用，将持续塑造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发展趋势。从长历史来看，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将会走向衰落，这一点是比较确定的。不确定的方面在于它会以什么形式瓦解以及会瓦解到何种程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仅取决于以上三个核心变量，而且取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5、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未来前景评估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未来前景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对此不仅要大胆想象，打破思维定式，同时要谨慎判断，尊重历史规律。美国再也难以回到冷战后二十年的战略优势，这应该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也是我们分析亚太联盟体系走向的基本前提。埃利奥特·科恩就认为，美国从全球撤退的努力并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也不会以他的任期结束而告终。美国冷战后外交政策的危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将在特朗普之后持续下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思考未来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前景，可谓正逢其时。对此，有必要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发展前景进行初步评估。

（一）第一种前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将大致维持现状

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意味着亚太联盟体系的架构大致不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亚太联盟体系仍然以双边主义为基本组织原则，美国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美国试图推进亚太联盟体系的网络化，但是这种努力要么无法成功，要么程度太低无法应对地区形势的变化。其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规模没有明显的变化，联盟体系内部各国承担的义务、发挥的功能大致不变，整个联盟体系的管理机制也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其三，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变，美国仍然占据复杂全球产业链网络中最重要的枢纽。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如果要维持这种局面，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也就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节奏停滞，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大致维持既有态势，中国与美国亚太盟友之间的实力对比也保持既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么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国一样持续增长；要么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美国经济也遇到困难。

那么这些条件是否会出现？或者说，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大致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如何？历史地看，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不变的概率非常低，因为这个体系本身和中国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不平衡的。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之外，中国将继续成为这个体系变化最为重要的动力。尽管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困难，但是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在中美经贸战的艰难背景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２０１９年上半年仍然维持了６．３％的增长率。樊纲就认为，中国经济近期潜在增长率在７％左右。尽管未来中长期内债务问题、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动能弱化以及中美贸易冲突等问题都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然而中国正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升级，未来中国经济保持稳健增长是可预期的。这意味着，中国快速发展将继续向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施加巨大的外部压力。在军事力量上，中国在资源投入和技术创新上的发展态势同样强劲。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提升不仅冲击了既有的权力结构，也塑造了美国及其亚太盟友的战略心态。

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内部，同样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变化的第一个动力来自美国：一方面，美国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会主动谋求亚太联盟体系的转型，不仅支持盟友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推动亚太联盟体系的网络化；另一方面，美国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试图加强军备，增加国防预算和美军规模。未来５—１０年，美国在亚太地区也必然进行更多的战略调整。变化的第二个动力来自美国亚太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外部环境各异，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大相径庭，它们的行为模式将是非常复杂的。在外交政策目标上日本试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韩国追求国家统一，澳大利亚选择紧跟美国，菲律宾对南海问题充满关切，泰国致力于扩大地区影响力。这些因素综合发挥作用，将共同塑造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未来走向。

（二）第二种前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将持续强化

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美国符合逻辑的选择是强化既有亚太联盟体系，以应对日益强大而自信的中国。未来５—１０年美国可能会在五个方面强化亚太联盟体系：一是继续推进亚太联盟体系的网络化，通过三边合作或多边合作推进亚太联盟体系的制度转型。当然，正如前文所言，这种政策选择面临诸多困难，效果比较有限。二是选择提升与盟友的双边关系，鼓励盟友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继续提升美日关系、美韩关系和美澳关系的层次，并选择将台湾问题作为一张牌来打。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还将继续在南海问题上极力拉拢盟国，督促它们选边站队，共同对付中国。三是扩大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数量。美国不仅有可能与新西兰重新建立军事同盟关系，还会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积极拉拢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地区大国，扩大共同制衡中国的阵营。四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增加驻军，强化军事存在。为了应对南海的紧张形势，美国将不断加强兵力态势的调整，提升对中国的前沿威慑。其中，美国陆军计划向南海及其周边地区增加数千士兵，以扩大陆军在该地区的存在，遏制中国愈来愈强的影响力。五是在经济上通过类似于ＴＰＰ或经贸冲突的战略设计来重塑地区经济格局，将亚太盟友团结在自身周围，将中国排挤出这个经济体系。

如果美国采取以上措施，在西太平洋地区投入足够的战略资源，那么有可能出现两种比较极端的情景：其一，美国将继续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和战略优势，中国和平发展的态势受到一定钳制，尤其是在军事上将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巨大外部压力。其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恶化，美国亚太盟友完全倒向美国，新加坡、越南和印度等重要战略伙伴亦选择追随美国，其他国家选择观望态度。在中美经贸冲突的历史背景下，中美两国经济呈现出“脱钩”的趋势，让亚太各国处于在中美两者中间选边站队的战略困境。从目前中美两国的竞争态势来看，这些国家可能更倾向于追随美国。当然，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前景只会出现在特定的阶段，且无法长久持续。美国能否持续强化亚太联盟体系，不仅有赖于美国外交战略的执行情况，包括美国致力于增加军备的持续性、联盟政策的未来走向以及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后果，也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战略应对是否合理、有效，还受到一些偶然性历史事件的影响。

（三）第三种前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部分瓦解

正如前文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太地区遗留了三个重大问题，即中国、越南和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追求国家统一的民族主义影响是巨大的。越南已经完成了国家统一，中国和朝鲜半岛仍未完成统一。在未来，民族主义将继续塑造中国和朝鲜半岛最终走向统一的方向。

一种情形是中国完成国家统一，最终废除美国地区遗留的战略承诺。就历史大趋势而言，这是无疑会实现的。当前，两岸实力对比已经失衡，选择其他历史选项的概率已经大为降低。在美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对台湾地区未来命运的战略思考。查尔斯·格雷泽曾撰文指出，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对台湾的战略承诺。然而，这只是美国战略界中的非主流声音，绝大部分分析家对此持否定态度。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台湾地区和美国当然会有一定作用，但是更多取决于中国大陆自身的发展和选择。２０１９年１月２日，中国领导人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４０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另一种可能是朝鲜半岛统一这是共同的梦想。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光复７４周年纪念仪式上提出了统一的具体时间，呼吁朝韩两国将在２０４５年实现统一。半岛统一有多种可能性，统一方式和统一路径可能是不确定的。其中一种前景是统一后的半岛将选择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美军选择主动撤出朝鲜半岛，美韩两国废弃《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北亚地区形成新的安全框架，这样才能维系地区和平与稳定。如果这一前景出现，同样意味着美国将放弃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其亚太联盟体系将出现重大的变化。

东亚地区有独特的历史传统领导人也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战略决心，因此未来中国统一和朝鲜半岛统一的大方向是确定的。然而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内，国家统一却是最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在未来１０—３０年内将发挥关键作用。此外，作为一个战略上非常成熟的国家，美国会对这些重大事件权衡利弊，然后做出合理的决策。这将考验其战略决心。从现实来看，尽管美国试图强化与亚太盟友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与菲律宾、泰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如果未来１０—３０年中国和朝鲜半岛都完成统一，或者最少有一个统一，那么可能只有日本、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留在这个体系内，或许还会增加新西兰。到那时，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将出现重大变化。因此，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场域将逐渐东移，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极力坚守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个核心盟友，菲律宾和泰国将成为中美竞争的中间地带。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将在这个区间里扩张或收缩，最终形成一个大致平衡。新的战略平衡能否形成充满不确定性，中美发生冲突的概率也将上升。

（四）第四种前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彻底瓦解

在理论上，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亚太联盟体系难以完全瓦解。相对而言，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出现这种前景的概率较低。如果出现这种前景，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走向衰落。然而在具体进程上，或者是衰落后的美国遭受巨大的国内危机，主动退出西太平洋，或者是衰落后的美国遭受重大的外部危机，被迫撤出西太平洋。相对而言，通过战争或者战略谋划的方式往往难以实现这种前景。

总体而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大趋势是走向松动和瓦解。以上四种前景并非以单一方式呈现，而可能是多种情景混合在一起，甚至有可能呈现出历史递进的特征。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松动或强化的过程，与中美军事实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最终对比有着高度的相关性。由于中美两国在力量建设和特点上各有侧重，在地缘条件和军事技术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美将在“第一岛链”附近形成新的战略平衡线。

6、结论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是冷战的历史遗产，也是一个既成事实。可以说，它是中国和平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对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不能回避问题和挑战。随着大国战略竞争重新回归，中国应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政策选项已经减少。在贸易争端和军事对抗升级的前提下，美国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同样持续上升，通过外部压力下降来促使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关系松动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松动或瓦解只会出现在战略竞争或对抗的情境之中。

本文详细梳理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演变的规律，并从美国的亚太盟友走向相对衰落、亚太地区的驻军数量总体下降、美国在亚太联盟中主导权下降和美国在亚太地区产业链的影响力下降四个指标考察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指出这个体系在历史上是逐渐衰落的。具体而言战争方式、战略妥协、国内政治和威胁消失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历史上松动的直接原因。当前一系列因素正在塑造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未来。首先，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在冲击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格局，并开始塑造周边国家的行为模式。长期来看，这种态势将持续下去，并将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形成深远影响。其次，相对衰落也会使得美国维系亚太联盟体系的意愿下降，有可能导致美国联盟政策的紊乱，并将长期损害其在亚太联盟体系中的声誉。最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当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时，这个双边的联盟体系难以避免走向部分瓦解的命运。

未来，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将走向部分瓦解。在５—１０年内，美国更倾向于选择强化联盟关系。然而，在未来１０—３０年，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继续塑造中美战略竞争，部分国家追求统一的民族主义也是一个重要干预变量，这两个因素将侵蚀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冲击既有的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最终，美国可能将不得不放弃对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的战略承诺，仅在其他地区保留联盟关系。在这个残留的亚太联盟体系内，日本和澳大利亚将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后的堡垒，菲律宾和泰国的重要性则进一步降低。这意味着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面临重建，对于这些重大地缘政治的变化，我们有必要进行长远思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