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10月9日在叙利亚北部发起“和平之泉”军事行动已过去一月有余（本文成稿于11月15日）。这场战役土耳其虽蓄谋已久，但仍“惊起一滩鸥鹭”，引发美俄两强加速调整战略，刺激地区一连串连锁反应，让本已接近尾声的叙利亚乱局再度升温甚至接近沸腾。

美土俄三方乱斗

众所周知，叙利亚战场态势取决于外部势力之间的博弈，其中美俄之间的斗法是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要素，但当土耳其悍然在叙北动武后，美土俄的博弈可谓眼花缭乱。

早在10月9日土耳其打响第一炮之前，得知消息的美国就开始“望风而撤”，特朗普下令1000多名在叙土边境叙方一侧的美军火速撤到伊拉克，留下一地狼藉。后来特朗普为了惩罚土耳其的“任性”、防止埃尔多安“越界”，批准对土实施制裁，将钢铁关税提高到50％，并暂停价值10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谈判。眼看土军毫无收手之意，特朗普不得不再派副总统彭斯迅速飞赴安卡拉面见埃尔多安，要求土军立即住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10月17日，面色铁青的埃尔多安在美国压力下宣布“行动暂停120小时”，但坚持要求叙库尔德武装必须撤出土叙边境30公里宽的“安全区”。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官方一口咬定其只是应美国要求“暂停军事行动”，而不是“停火”。美国则就坡下驴，彭斯承诺土停止行动后将会撤回对其经济制裁。

转头再看俄罗斯。俄罗斯始终紧盯着“土攻、美撤”等一系列操作给叙利亚带来的战略混乱。就在土“行动暂停120小时”承诺即将到期之际，普京力邀埃尔多安10月22日访问俄罗斯索契，两人密谈六个多小时后达成“十点备忘录”。其核心有三：一是土军继续停火150个小时，俄土商定让库尔德武装撤至土叙边境30公里以外，原驻地由俄与叙军警“换防”进驻；二是库尔德部队撤走后，土俄两军将会在叙北边境10公里内联合巡逻；三是土俄重申1998年《阿达纳协定》的重要性，即叙利亚政府不支持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并允许土耳其跨境军事行动。此外，土耳其还承诺将尊重叙领土主权完整，协助在土叙难民返国，支持叙政治和谈。土耳其动武后短短两周内，竟然与美俄两方达成“双停火”，确实出乎许多观察家的预料。10月25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土协议落实情况顺利，俄增派了300名军事警察及33套作战设备赴叙“执行新任务”。11月14日，俄军又成功在叙北部的卡米什利部署了武装直升机，协助执行边境巡逻任务，有力提高了俄军在叙行动力。

与此同时，叙政府军也不甘寂寞。10月13日，叙政府与美国扶持的库尔德武装宣布达成协议，库尔德人同意叙政府派军到北部边境地区，以协助其击退土耳其的进攻。在叙西北部伊德利卜对反对派的战场上，叙政府军继续进攻，毫不松气。10月17日俄土领导人会晤前夕，叙总统阿萨德还罕见露面，视察了伊德利卜前线，强烈谴责土军侵略，怒斥埃尔多安为“强盗”。俄土达成协议后，普京第一时间与阿萨德通电话，阿萨德转而对新协议表示支持。

这一番混乱之后，美国内对特朗普叙利亚政策的批评异常尖锐，共和、民主两党国会议员都严厉指责特朗普将叙“拱手让人”，与2018年12月特朗普首次宣布从叙撤军时如出一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干脆称美国是本次“最大的地缘政治输家”。为了应对汹涌的批评之声，特朗普不得不做出调整，命令少量美军组成的半个坦克营重新从伊拉克开到叙利亚东北部的代尔祖尔地区，美其名曰“保护叙油田，避免其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同时特朗普还说，希望今后让埃克森美孚公司等美国能源企业运营叙利亚的油田。必须指出的是，叙利亚从来就不是一个产油大国，而且有限的石油资源也在不断减少，原油产量从1995年的峰值61万桶/日逐渐萎缩到2010年的38.5万桶/日。2011年叙危机爆发后，叙石油产量更是断崖式下跌，2019年的平均产油量只有2.5万桶/日。与之相比，2018年美国原油产量高达1236万桶/日，还曾一度成为石油净出口国。由此观之，美军在叙利亚“欲走还留”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与战略考虑。美防长埃斯珀表示，美军最终会在叙利亚保留600人，仍会继续支持叙库尔德武装。为了安抚土耳其，11月13日特朗普又接待了来访的埃尔多安，继续劝土耳其放弃购买俄罗斯的S-400导弹，并就叙库尔德问题交换意见。但根据会后表态看，此次会谈并未解决双方之间的龃龉。

宪法委员会难出成果

围绕叙利亚的博弈不仅仅在地面战场，外交与政治舞台上的斗争同样精彩。过去八年中日内瓦多轮和谈都以失败告终，后来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方推动阿斯塔纳进程，目的是作为日内瓦和谈的平行推动力量，为叙利亚问题探索一条新的政治解决之路。根据俄土伊的共同协定，给叙利亚制定新宪法是政治和解的重要一步。10月30日，千呼万唤的叙利亚宪法委员会首次会议终于在日内瓦开幕。

应该指出的是，宪法委员会仍然是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的，由新一任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盖尔·彼得森推动协调。彼得森曾在2017年9月至2018年11月担任挪威驻华大使，中文名为裴凯儒，在其短暂的任期内为推动中挪关系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裴凯儒之前，联合国共任命过三位叙利亚问题特使，分别是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阿尔及利亚前外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以及联合国资深官员德米斯图拉，他们都由于长期劝和促谈无果而辞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外交界最不讨好的工作之一”。

经过叙利亚问题特使反复穿针引线，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组织终于就建立一个150人组成的宪法委员会达成协议。这150人包括叙政府指派的50人、反对派组织指派的50人和联合国从民间社会选出的50人。三方分别指定15人来准备和起草宪法提案，以提交委员会讨论，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否则将由占75%的多数决定。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历尽千辛万苦。各方先是围绕人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吵，联合国提出的名单遭遇了长期的反对，这些反对既来自叙利亚政府，也来自反对派。其中最受争议的是库尔德代表问题，尽管三方代表团里都有库尔德人，但没有叙利亚民主军（SDF）或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YPG）的代表。

裴凯儒认为，宪法委员会可能为更包容与更广泛的政治进程、改革乃至统一叙利亚的新选举“打开大门”。他坚称这应是一个由“叙人所有、叙人主导、联合国促进”的进程，整个过程应得到土耳其、伊朗、俄罗斯、美国、欧盟、沙特等涉叙各方的支持，但不应直接参与。11月8日，在经历了第一阶段谈判后，裴凯儒对外表示“结果好于预期”，叙政府、反对派和民间人士三方都表示同意在11月25日开始下一轮谈判。

但实事求是地讲，宪法委员会的前景并不乐观。叙政府和反对派对会谈都没有十足的诚意。叙政府现在军事上占绝对上风，不愿意做出让步，而且叙利亚官员曾暗示，阿萨德可能会在2021年再次竞选总统。面对西方世界的压力，叙政府不为所动，甚至可以祭出“拖”字诀，直到反对派彻底溃散。而反对派也毫无谈判动力，在军事上已经被政府军围困在伊德利卜，政治上的宪法委员会是其唯一彰显存在感的舞台，必然会咬定“阿萨德必须下台”的固有立场，坚持到最后。至于联合国挑选的50位民间人士，由于构成复杂、思想不一，很难形成对外一致的声音。因此可以想象，谈判会异常艰辛。许多观察家还担心，叙宪法委员会或将沦为联合国的“外交遮羞布”，避免给外界留下其无所作为的话柄。在战场纷争未定、大国博弈胶着局面下，宪法委员会下的谈判充其量只是一个接触渠道，奢谈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不切实际。

对于叙利亚人民来说，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其最迫切的需求，这也是让叙利亚“迷雾”尽快散去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