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全球化扩散趋势，疫情已成为影响当前国家间关系，乃至国际格局及秩序变动的重大因素。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相比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如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具有突发性、无差别性、跨国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疫情波及范围广、治理难度大、损伤程度深、恢复周期长，极易冲击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危及一国国内乃至全球局势稳定的复合性后果。从时间纵轴看。此次疫情发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行进过程中，可能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

全球化方向不会逆转，但节奏将有所调整

当前，整个世界面临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全球及区域供给链面临重塑。有关国家将会持续出台政策，促使制造业回归本国，全球贸易投资规模将出现收缩。但最终全球及区域供给链还是会服从于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资本的逐利性，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

全球化总体上对各方有利。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收入中位数近年一直在持续增加而非减少。从资本的角度看，合作的收益远大于风险。此次疫情下全球经济各种“断供”和“断需”，其实恰好证明了全球化已是一个既成的现实。疫情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化的一次测验，测验了哪些方面合格、哪些方面不合格，哪些需要改进、哪些需要扬弃。测试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各国应通过在卫生和经济事务上的跨境合作，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而这或将促进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不过，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分配上并不均衡。而更关键的是，这种“不均衡”恰恰发生在世界头号大国美国身上。其实，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头几年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去全球化”的现象，如贸易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不过，这些以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国际流动减少为特征的“去全球化”，实质上只是使全球化进程放缓，而不是逆转。

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供给链的重塑。有关国家会更注重保持供给冗余度，谋求构建更多元化的供给链，增加供应链的弹性与韧性，规避过度依赖偏远地区供应的风险。目前中国集中了全球制造业产能的约30%，因此也将成为这一轮供应链调整的重点对象，成为“靶心”。

国际关系的区域化发展趋势可能加速

病毒攻击不分国界，但带有地域性特点。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之间距离越远、布局越分散，就意味着风险越大。因此，今后的国际合作可能会更多考虑地理、地缘性因素。海外投资的企业可能会将经营重点放在更靠近本土而不是远离本土的地方。更靠近本土就意味着“本地区”，这将促进地缘经济思维的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合作、经济一体化可能得到促进。有学者已提出，中国应加快“引资补链”，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地区重点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几千亿到上万亿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将产业链全部配置在本土范围内是可能的，但在日韩等国则有难度，只能依托周边、特别是东北亚地区进行调整。这将提升东北亚区域内的贸易比重，促进区域内各国间经济依存度进一步加强。

此次疫情下，世界不同区域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欧盟、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北美国家，各个地区政府与民众在反应和对策上都明显不同。疫情应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个特定地区的文化共性，相对于欧美的“工具理性”思维，东亚国家的抗疫举措则体现出“人本化”的价值观念。而这些文化共性或将成为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的社会文化基础。

大国战略博弈加剧，尖端技术、规则标准之争成为焦点

“后新冠”阶段的国际关系，将在疫情之前形势的延长线上继续演进。就大国关系而言，规则、标准已经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2019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安倍提出全球数据治理这一新概念，并推动在6月大阪G20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当时安倍提出必须制定数字经济监管规则。日本数字经济起步较早，但发展速度和市场规模相对滞后。数字经济原本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讨论议题，日本明显是要在这一议题上抓住规则制定主导权，引导WTO改革的讨论方向。

在高技术领域，国际战略博弈强度也在提升。2019年底日美主导修订《瓦森纳协议》这一集团性出口控制机制，增加了对12英寸硅片技术出口的限制内容。这是要对中国实施“卡脖子”工程，精准打击中国快速发展的半导体产业。在美国打压华为的同时，日本也约谈了几家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负责人。

美欧日对安全问题的重视日益增强，并更多地把经济问题、科技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背景是各种军用、民用技术合流，军民两用技术增加，科技研发、生产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普遍化。2019年欧盟出台了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新规，在涉及高科技、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数据的产业领域对外国投资加强了审查。美国、日本也加强了类似的限制手段。不少国家担心在投资上因为外资收购而失去对本国战略部门的控制，以及在贸易上的基本供应过度依赖外部，于是争相推出新政策，加强自主性，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中美战略博弈持续激化，日本仍将扮演“两面人”角色并会给自己“加戏”

“后新冠”阶段，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势必加码，针对多边主义的攻击会进一步加强。不过，安全摩擦乃至军事碰撞不会成为美国政策的优先选项，美国在安全领域与“潜在对手”的较量，将主要体现在军事技术开发与地缘战略布局上。但不能排除美国将摸索触碰中国的核心利益，比如台湾问题。去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台湾保证法2019”及“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今年3月又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所谓“台北法案”。特朗普3月27日签署了这项法案。这些都会激化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深刻矛盾，甚至成为未来冲突的导火索。

东亚国家在抗疫中表现出的文化共性，也令美国产生了危机感。同时，面对本国日益严峻的疫情，美国国内开始出现反思，《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冠肺炎将成为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从人类面对共同威胁、需要携手应对这一视角看，2020年堪称“人类命运共同体元年”。马里兰大学教授米歇尔·盖尔芬德提出，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国那样的“紧密型社会”比美国这样的“松散型社会”更能做出有效回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美国）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学术界出现的文化和观念层面的反思、对东方的肯定，让美国战略精英们感到担忧。

面对疫情压力，在危机感与竞争意识双重驱动下，美国政府有人做出了“甩锅”“索赔”的动作。从美国内政角度看，这一做法是着眼总统选举，要转移视线，推脱责任。假设从疫情得到控制到11月大选有一段间歇期，那么这将是民意迅速发酵甚或重构的重要阶段，可以预期，现政府、共和党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从美国的国际战略看，则有在不利处境下以攻代守、强行压制的味道。

日本战后最长的景气周期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岌岌可危，加上此次的疫情和东奥会延期等的冲击，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美国搞单边主义、日韩关系尚未完全缓解、东南亚市场容量有限，中国是能拉动日本经济为数不多的要素之一。日本政府曾推动企业搞“中国+X”，但日本也不可能摆脱美国的战略轨道。日本国债居高不下，军事与社保争预算，无法自行弥补“脱美”造成的安全系数下滑。日本对美奉行的是“建设性追随”路线，通过增加战略自主性，将美国因素化为实现本国目标的战略性工具。同样，在中美之间，日本要做“积极作为的两面人”，而不是“消极无为的两面人”。

中国“危”“机”并存，转危为机关键在应对

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对对外关系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中方最需要冷静分析形势，科学决策，智慧应对。关键环节有三个：什么样的国家、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思路应对何种危机。危机既包括公共卫生危机本身，更包括疫情引发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以及疫情带来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通过这次疫情，更能辩证地看清我们自身的优长与短板。疫情防控反映出中国的体制优势，特别是在社会动员力、政策执行力、基层组织力上的突出强项。从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角度看，中国的基本国情中仍有不少欠发展的部分，各类发展性指标的人均值仍落后，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东西差距、城乡差距明显，欠缺平衡，医疗财政占国家总财政预算比重、万人医生比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但是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这也意味着，相比发达国家，我们仍有巨大的内在发展潜力。

中国应抓紧利用好与欧美在疫情控制上的“时间差”，力争率先全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积极调整、主动作为。在经济产业上，一方面全力推动产业转型与提质升级，通过科技研发逐步实现高技术产品及其零部件的进口替代，提升在区域乃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集中资源，大力开发欠发达地区，通过投资改善发展环境，释放发展潜力，带动内需规模性发展以支撑总体经济增长。

对外政策上，中国应主动推动区域融合、经济一体化，并把东北亚作为重点。此次疫情防控中，欧盟的困境反映出其一体化模式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体化经济社会政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东北亚区域应当以治理为导向、而非以权力为导向构建地区秩序。

东北亚通过治理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地区秩序转型，更适合采用东盟模式，即重大决策都是在国家而非地区组织的层面上做出，不能照搬强行“大一统”的欧盟模式。东北亚加强区域合作、以治理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及地区秩序转型的关键是：一、奉行“柔性的多边协调主义”原则；二、坚持“优化存量、改善变量”的基本思路；三、探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实操路径。

“后新冠”阶段，中日关系仍将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常态”。“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有其时代特色、有新的追求，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而有问题又不等于不能实现发展。中日关系将持续改善，但结构性矛盾短期难以消解。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既要“紧”，也要“稳”，该做的要抓紧做，主动作为，协调合作，推动以双边带周边。但一切应建立在扎实研究、科学研判的基础上，目标设定要合理，方案具有可行性，不能以期盼代替研判，以良好愿望代替客观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日关系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在2020年4月11日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等国内七所日本研究机构联合举办的“新冠疫情冲击与新时代中日关系构建”视频研讨会上的基调报告，经作者重新修订，题目为本刊所加。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