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已进入选举后的权力交接的过渡阶段。尽管特朗普始终拒绝承认败选，尽最大努力挑战选举结果，但由于其未能拿出可颠覆选举结果的有力证据，白宫易主几成定局，拜登政府也在积极组建新班底。

然而，纵观美国选举，特朗普虽未获得连任，但在美国主流媒体、硅谷高科技企业、金融资本、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建制派的共同围堵下，获得远超民调的支持，其背后呈现出的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现象值得深思。

此外，与总统之争同期进行的国会控制权争夺战中，民主党虽然获得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但与共和党席位差距有所缩小，共和党也很可能会如预期控制参议院，后续拜登政策落地仍将面临重重阻碍。展望未来，大选结束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主义”的消失，在两极化和撕裂的现实下，拜登时代“寻求团结”、“重塑美国的灵魂”将注定是一段艰难之旅。

从大选看美国社会的极度撕裂

本次美国大选极具戏剧性，尽管选前民调一边倒地预计特朗普会彻底输掉选举，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特朗普铁杆拥护者和强烈反对者的数量都在增加，创下大选历史上第二高的票选结果，且最终特朗普落后拜登的票数仅为3.8个百分点，远好于主流民调所预计的7-9个百分点。

从支持特朗普群体来看，美国社会民众分化呈现出多维度特征，种族边界事实上有所淡化，但以职业、学历、居住地为界限的分裂加深。种族方面，特朗普延续着白人群体的优势，担在非裔、拉丁裔和亚裔中的支持率亦有所上升。但以教育、居住地、职业等维度为划分的选民支持情况，则呈现明显的分化局面。如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进一步倒向民主党；警察、农民、小企业主和各类工人则一边倒地给特朗普捐款，而律师、科学家、教师、医生等白领阶层鼎力支持拜登。

美国选民支持情况分化与特朗普任期政策息息相关，即特朗普任期内兑现了限制移民、修筑边境墙、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鼓励制造业回流、退出《巴黎协定》的承诺，这些举措虽与美国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但却在中下层民众中有很强吸引力。

中低收入群体“获得感”攀升是特朗普执政期间的显著特征。以不同种族的工资增长为例，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与特朗普上任之初相比，2020年一季度，美国全职人员名义周薪中位数增加10.6%。其中，非裔增加14.1%、亚裔增加19.8%、拉丁裔增加11.1%，均高于白人的9.6%；倘若以收入最低25%群体来看，黑人、亚裔、拉丁裔的增长更多。疫情期间，收入较低、就业更脆弱的非裔和拉丁裔群体也获得相对更多的财政支持。而这也解释了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中下收入群体中，为何非白人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

此外，根据美联储《消费者金融调查》，收入最低20%群体的净值（即资产减去债务）在2016-2019年间上涨32.5%，次低20%群体的净值同期上涨30.7%，最高收入20%群体的净值反而略有下降，潜在原因包括美国经济扩张周期中，特朗普限制移民加剧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利好低技能劳动者。同时，低收入者的储蓄和股票持有量增加，也一定程度上从美股牛市中获益。

事实上，特朗普秉承的“美国优先”政策不乏支持，安全渡过弹劾风波后更是当选呼声颇高，若非大选年“黑天鹅”爆发，疫情肆虐和骚乱频发之下白宫应对不力，特朗普连任将是大概率事件。

愈发两极化的美国政治格局

2020年美国大选不仅是共和党与民主党的角逐，更是民粹派与建制派的斗争。相比于四年前，拜登选票较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增加了15%，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其根源是，2016年民主党建制派候选人希拉里败选，暴露出民主党动员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引发党内地震，随后一批更年轻、更富有活力的民主党人登上政治舞台，民主党选民参与度大大提高。结果是，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率从2014年的36.7%飙升至50.3%，民主党因投票率提升更快夺回众议院控制权。

民主党活跃度提高，依靠的并非建制派的自我改良，而是立场激进的“进步派”。2016年后，是以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为代表的民粹“进步派”，他们依靠全民医保、100%清洁能源、分拆大企业等更为激进的主张吸引了大批选民。在之后的民主党初选中，进步派候选人桑德斯和沃伦一度在民调中反超建制派的代表拜登，若不是关键时刻民主党高层开展斡旋，为拜登“保驾护航”，美国大选很可能变成民主党极左与共和党极右之争。事实上，作为党内两派的妥协，拜登也在纲领中加入了进步派的部分主张。

而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与建制派的割裂亦是上升到空前高度。由于不满特朗普的执政，众多共和党建制派成员不再支持特朗普，或是放弃投票，或是投票给拜登。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联合数百名官员组成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大选前便公开表示支持力挺拜登。由共和党人建立、反对特朗普连任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林肯计划”、“共和党选民反对”等团体公开抨击特朗普的力度甚至超过了民主党。

美国愈发两极化的政治格局使得拜登执政后政策落地面临不确定性。不难想象，拜登上任的四年将发起对特朗普政策的“拨乱反正”，包括推动大额财政刺激、实施结构性加税、重返《巴黎协定》、发展新能源、恢复在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地位、重新强化对北约的安全承诺等。拜登也将以奥巴马的政策为基础，融入部分进步派的主张和兴修基建、“美国制造”等跨党派共识，以彰显其纲领的团结性质。

但团结既是美国最亟需的，也是美国最难实现的。摆在拜登面前的种种分裂现象和诸多棘手的政治经济问题，这无疑将加大拜登政策落地的难度。例如，由于市场期盼的“民主党横扫”并未实现，分裂国会可能使财政刺激、增税等拜登的核心政策胎死腹中或不及预期。分裂社会则暗含政策“两头不讨好”的风险，反而使业已剑拔弩张的左右翼背道而驰。

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2021年白宫易主，但“特朗普主义”远没有消失，特朗普代表的民粹运动也不会就此告别历史舞台。拜登上任为建制派带来了难得的四年窗口期，但在社会分化空前加剧，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仍然十分脆弱、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拜登事实上是如履薄冰，能否避免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和新一轮分裂，实现拜登口中的“寻求团结”、“重塑美国的灵魂”将注定是非常艰难的。

拜登时代，中美的竞争与合作

于中国而言，在特朗普四年任期内，中美关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从长期来看，随着两国经济、科技实力的趋近，大国关系的战略性演变也有其客观原因。当然，从贸易战、经贸谈判再到连环制裁，特朗普选择了一种交易式、战术式的对抗，而非美国国防部《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所勾勒的“战略竞争”，给两国关系造成了诸多动荡和不确定因素。

展望未来，预期美国内部的割裂会消耗执政者较多精力，中国面临的压力或能得到短期内的缓释。但也可以想象，拜登上任后，中美关系也绝无可能回到过去，合作与竞争并行或是常态。例如，在抗疫、气候、环保、反恐、核武器等国际议题上，拜登会寻求与中国合作，但在价值观、产业链和区域安全等领域，中美两国也将有更多的交锋。

此外，尽管拜登不会像特朗普一样“极限施压”，中美短期冲突或淡化，但拜登也未必会急于取消特朗普对华加征的关税，而很可能将其作为与中国对话的筹码，且联合盟友继续在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等领域对中国发难。

积极之处在于过去几年，中国承受住了国际环境剧变的“压力测试”。即使是在中美贸易战冲突激烈、全球跨境投资低迷的2018和2019年，中国仍然高举全球化大旗，保持了开放的姿态，实际利用外资分别逆势增长3%和2.4%，非常难能可贵。

而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凭借更为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并迅速填补全球疫情造成的供需缺口，能为全球商品最后提供国。外管局初步数据显示，三季度经常账户盈余和国际收支口径的直接投资流入分别达到942亿美元和571亿美元，较二季度继续扩大。同时，RCEP的生效也具有明显战略意义，东亚一体化合作的深化，使得中国在价值链中被孤立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对此，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我为主”，畅通双循环发展，加速扩大开放，尤其是放松跨境资本流动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寻求与欧盟、日本、东盟等重要经济体的合作，仍是中国应对错综复杂大国关系的取胜之道。

（作者为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京东数科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FT中文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