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外长在东京举行第二次部长级四边（Quad）对话，就加强“印太”地区秩序构建、新冠疫情后续影响应对、海洋与网络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探讨，其中“互联互通”与“有韧性的产业链”成为重点议题。在当前美国持续推进对华经济“脱钩”以及新冠疫情广泛引发产业链安全担忧的背景下，美日印澳正试图补足四边机制的经济短板，针对中国意图日益凸显。

积极推动对华经济“脱钩”

自2017年底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重启以来，美国就竭力将这一机制拉入其“印太”战略轨道，试图将之打造成对华战略施压的重要平台。早在2018年，美国就抛出了所谓的“印太经济愿景”，要为地区国家提供与中国“一带一路”所不同的“另一种选择”。美国还通过各种动作试图迫使“印太”国家选边站队，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则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迎合。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之后，美日印澳合作对华“经济脱钩”态势进一步凸显。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蓝点网络”。在2019年11月泰国曼谷东盟系列会议举行期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共同提出“蓝点网络”倡议，宣称其旨在“促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确保投资是“开放、包容、透明、经济可行的，在财政、环境和社会上是可持续的，且符合国际标准、法律和法规”。2020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出访印度，在两国的联合声明中，“美印领导人表达了对‘蓝点网络’的兴趣”。“蓝点网络”与美国近年来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大肆炒作的“债务陷阱”“环境陷阱”“劳工陷阱”“腐败陷阱”等论调属于同一逻辑序列，也是美、日、澳2018年提出的“印太基建构想”的进一步延伸，其实质是要掌握和主导国际基础设施投资的标准认证和评估权，争夺国际话语体系和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地位。

以“经济繁荣网络”推动产业“脱钩”。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回流美国，无奈效果一般。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暴发，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部分国家希望实现供应链多元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一些人却借机渲染所谓对华供应链依赖潜藏着“国家安全风险”，并将之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挂钩。4月底，有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美国政府正在推进所谓“经济繁荣网络”计划，以助推各国对华“经济脱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公然宣称将通过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越南等“值得信任的伙伴”共同合作，推动各国减轻对华产业链依赖。之后一段时间，美日印澳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动作频频：6月，印澳峰会举行，印度总理莫迪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会面时强调加强产业链合作；7月，日本提议建立日印澳三国“有韧性的产业链同盟”；9月1日，日印澳三国召开贸易与工业部门负责人的部长对话，正式提出要“携手建立印太地区值得信赖的、可以依靠的产业链”，并责成有关部门尽快制定落实政策。

以“清洁网络”计划推动“数字脱钩”。“技术脱钩”“数字脱钩”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脱钩”政策的重要内容。2020年8月5日，蓬佩奥抛出所谓的“清洁网络”计划，以“保护公民隐私和个人自由”“防止中国窃取敏感数据信息”为借口，提出从“清洁运营商”“清洁应用商店”“清洁移动应用”“清洁云”以及“清洁电缆”等五个方面排挤中国互联网企业及中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美国政府还对微信、抖音海外版（TikTok）等中国企业开发的手机应用（中国app）进行打压。与之相呼应的是，印度政府早在6月29日，就以“有损印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防利益、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由封禁59款中国app，此后还多次扩大封禁名单。此外，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渲染的“中国数字威胁论”影响，一些国家已将中国企业华为排除在该国第五代通信技术（5G）建设之外。

对华“经济脱钩”几乎不可能实现

随着中美产业博弈的加剧，美对许多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导致在华经营成本上升，客观上导致一些跨国企业考虑或已经着手将部分产业链迁出中国。而新冠疫情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更是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不过，美日印澳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各自的政策目标，仍存在很多变数。

各国当下在产业链方面很难“绕开”中国。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且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是当下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如日本海外7万家企业约一半分布在中国，印度在电子通信设备、原料药、初创企业等领域也有赖于中国的产品供应和投资，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国。

“蓝点计划”缺乏实质性内容。这一计划试图凭借其规则主导权逼迫沿线国家“选边站”，还附加了严苛的政治条件，很难满足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现实需求。因此，即使美国多次公开呼吁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甚至以停止援助相威胁，最终也都难以如愿。

美国行为削弱了自身战略信誉。美国以“意识形态”旗号打造美日印澳“价值观联盟”，虽然能获得一定的回应，但美自身战略的不确定性、在网络安全领域操守的劣迹斑斑、对“美国第一”的片面追求势必削弱美国信誉，进而影响各国政策协调效率。

此外，美日印澳四国的一系列规划要最终落到实处，也面临各国政策协调、资源投入、标准设定、政府与企业博弈等多层面的挑战。例如，上海美国商会与普华永道9月9日联合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70.6%的受访在华美企“没有从中国转移生产线的打算”，计划将中国生产线转移到美国之外其他地区的受访企业占比14%，计划将生产活动从中国迁回美国的企业则只有3.7%，显示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图谋遭遇挫折。

可见，美日印澳对华“经济脱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对华竞争”几乎是美国会两党共识，这决定了美国大选的结果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也很难改变其主导推进“印太”秩序构建的进程。加之美日印澳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共同需求和四边机制自身的延续性，前述相关举措很有可能继续推行。对此，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努力化解美日印澳对华“经济脱钩”风险。首先，中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坚持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为抵御外部风险提供坚实基础。第二是要做大与世界各国发展利益的“蛋糕”，推动中国的发展红利惠及各方，以聚焦发展的“朋友圈”，瓦解美日印澳的“意识形态联盟”。第三是要坚持“底线思维”，对挑战底线的行为要进行必要反击。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