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的世界局势，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突出的感觉，那就是：这个世界很乱。这种乱，不是简单的乱，而是盘根错节的乱；不是短期的乱，而是冰冻三尺的乱；不是弹个响指就能解决的乱，而是必须经过艰苦卓绝努力才有可能恢复正常的乱。如果用沃勒斯坦、阿瑞吉等“世界体系论者”的观点来看，当前世界正处于一种每隔百余年便会重复出现、并且动辄延宕几十年的“世界危机”之中。

“世界危机”，是我发言的关键词。这种世界危机，乃是“地理大发现”后500多年来，随着马克思所说“真正的世界历史”开启后的必然现象，是世界现代化演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必经步骤。这种世界危机通常具有“系统性”“周期性”“阶段性”和“辩证性”等规律特征。

世界危机具有系统性特征。所谓系统性，就是说当世界危机发生时，整个世界体系将处于一种“不对劲儿”的状态。在这个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既无法用军事力量构筑必要的威慑，也无法以公共产品形成足够的吸引，尤其是它变得越来越缺乏活力，无法以自身发展带动国际体系运转和各国共同发展，整个世界体系变得越发松散离心；其他的主要大国，不仅在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也不愿合作，而且特别担心因放弃竞争、放松警惕和依赖他人而遭到算计；国际主流意识形态严重缺失，各类国际治理机制形同虚设。在各国国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也普遍处于失衡动荡状态，日子很不好过，折腾得很。今年现代院年度形势黄皮书最后一章所列的2021年十大趋势与风险之中，既有作为主导国的美国的国内分化及其外溢效应，也有各国国内纠缠难解的巨大困难；既有世界经济的停滞和全球治理的蜕变，也有国际安全风险和各国战略竞争的升级，大致触及了上述各方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此种种，其实都是各种深层矛盾的集中体现，都折射出一种预兆不祥的未来趋势，即：新一轮系统性的世界危机可能正在到来。

除了系统性特征，这种世界危机还呈现出很强的周期性规律。这种周期性规律，既体现于资本积累周期和经济荣枯周期，也体现于大国的兴衰周期和国际体系的治乱周期。这些不同学科领域的周期性规律以及相互之间存在的关联，乃是有待深究的有趣课题。我们所说的世界危机，往往发生在这些周期的尾端，成为一个周期结束的标志，并为一个新周期的开启准备条件。例如，在过去几百年中的几个资本积累周期——即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的尾端，都出现了因技术创新红利耗尽、体系无法继续扩容、资本积累严重过剩而导致的金融危机，以及由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以及国际安全危机的升级；伴随着这一资本积累周期的开始与结束，还同时存在着大国兴衰起伏、国际主导权依次更替以及国际体系的建立、解体和重建。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如今世界正处于资本积累的“美国周期”的末端，其突出标志是美元日益泛滥、缺乏投资渠道、到处兴风作浪，主要国家的货币与财政纪律日益松弛败坏，并想在世界范围内平摊成本，导致各国政府多被资本绑架、经济濒于长期停滞、政治陷入高度对立、社会出现严重分化。如今，我们已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现象。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关于资本积累的美国周期行将终结的论断是否准确？这一周期到底将如何结束？新的资本积累周期将如何开始、从何处开始？两个周期到底将如何交接？

世界危机的第三个特征是其还体现出很强的“阶段性”规律。过去几百年里，一切活动都围着资本转，世界现代化进程也因为资本扩张而获得强大动力。因此，世界危机的爆发必然与资本脱不开干系。在早期重商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世界危机的表现方式和激烈程度是很不一样的。随着国际体系的规模越来越大、融入国际体系的国家越来越多，以及各国“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危机的破坏性越来越猛、其动力学也越来越复杂。如今，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联系前所未有，各国金融市场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金融资本对各国经济、政治、社会活动的渗透力度前所未有。这一切本就是高度危险和不可持续的，新冠疫情叫停了这场早该结束的虚幻盛宴。当前的这种客观状况决定了：未来数年必然是一个风险极度高发和密切联动的不消停阶段。在这一轮难以避免的世界危机中，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哪个领域、哪个节点出问题，都可能带来波及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风险。

世界危机的第四个特征是其作用和影响的“辩证性”。世界危机的全面爆发和彻底出清，通常需要耗时几十年，并且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带来国家之间的惨烈竞争，甚至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这些。但这一痛苦过程并非纯粹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每一次危机出清，往往会催生出更加先进的重大技术创新、更加有效的国家治理方略、以及更加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世界危机的出清过程，其实是一次现代国家浴火重生、国际秩序不断进化、引领责任新旧交接的过程。历史总是用它无形的手，在推动每个国家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去实现世界现代化进程持续演进的永恒目标。

对已经深深融入世界体系、并靠近危机旋涡中心的首要后发大国而言，危机的作用更具有辩证性。如果能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就一定能转危为安、化危为机、乘势而上，在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上，切实履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带着这个世界往更好的方向走。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