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18日，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首次面对面会谈。日美首脑会聚华盛顿，对外彰显“同盟团结”，推动两国新一轮战略互动趋向于“阶段性高潮”。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作为“第三方”的日本日益倾向于紧密捆绑美国而强化对华制衡，这也导致中日关系面临更复杂、微妙乃至危险的局面。

防务合作作为双边关系中最敏感的领域，其发展和突破离不开战略上的契合。印法防务关系之所以能在近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与两国在“印太”框架下的战略趋同密不可分。而且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印法防务合作面临新机遇。拜登“回归多边主义”外交政策有望使印法在“印太”方面合作更加机制化、网格化。不过，尽管坐拥众多有利条件，印法防务合作仍面临一系列限制因素，两国的能力水平始终决定着合作的程度和深度。

拜登之所以敢冒土耳其之大不韪，触犯土耳其核心利益，首先在于中东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其次，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改变国家政体后，独立外交意识越来越强，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不过鉴于美国是北约中最力挺土耳其的盟友。拜登虽主打人权牌，也脱离不了现实主义的考量。拜登政府通过先抑后扬的打压方式，迫使土耳其在其他一些重要议题上做出退让，配合美国的利益诉求。

目前美沙关系正走向新阶段，沙特乃至中东在美全球战略中的分量下降，美沙共同利益以及对彼此战略需求的日益减少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难以改变的历史趋势。对穆罕默德王储来说，反复无常但爱财的特朗普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而外交老手拜登则是不那么容易打交道的。

鉴于俄美关系正以更强的烈度、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跨入“黑障时刻”。这意味着在目前美俄很难为两国关系做出长期的、可预测的战略安排。即便近期内俄美能够举行元首峰会，但两国关系在短期内也难以增加可预知性。俄美双方只能摸索前行，见招拆招，以应对两国关系中不可预知的各类事态。

教派因素只是伊朗和叙利亚建立联系的影响因素之一，甚至并不是核心、本质的因素，促使伊朗选择支持巴沙尔政府的关键和根本因素是权力和利益，双方的关系是利益同盟。在“阿拉伯之春”中，西方和地区国家在叙利亚推动政权更迭的一个重要图谋是在颠覆叙利亚现政府后，继续冲击伊朗政权，这是伊朗不惜代价支持巴沙尔政府的根本原因所在。

鉴于伊核问题并非美伊关系的根本性问题，因此要实现伊核协议的可持续性，有待解决的问题太多，美伊消除意识形态的敌意，美国停止遏制伊朗尤其是放弃颠覆伊朗政权的图谋，伊朗放弃反美主义以及停止扶植中东地区反美力量，伊朗、沙特、以色列实现和解并致力于共建海湾安全和中东安全等等。所以，短期内，世界仍然没有理由对伊核协议和美伊关系乐观。

目前，一系列事实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正加紧重塑和再造。它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紧密程度不同，制度化安排与“志愿者同盟”相互配合；二是同盟体系建设有所扩展；三是不同区域同盟机制之间的互动增强。这些变化对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大国关系走向及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一系列变化。美国主导下的联盟体系协调牵制中国；地区强国对美国的依赖降低；东盟的地区核心地位被削弱；同中国经济“脱钩”和新的“挂钩”趋势并行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需精准判断美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准确把握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今年是叙利亚危机爆发十周年，但由于美俄等国在关乎各自利益的核心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叙政治重建短期内难以解决。同时，叙经济面临严重通胀，再加上战乱破坏、经济衰退、新冠疫情蔓延和经济制裁也让叙经济复苏之路异常艰难。内外交困之下，叙重建难见曙光，改革发展之困是其政府面临的长期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