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美战略竞争迅速加剧，不少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出现显著调整，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一系列变化。

第一，美国“印太战略”主导下的联盟体系正朝着协调牵制中国的趋势发展。

近年来，在美国的主导和推动下，“印太战略”机制不断升级和充实，形成了一个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安全对话”(Quad)为主框架的协调平台，再加上多个三边对话机制作为补充。

美国尝试实现“Quad”机制的扩容。2020年3月，美日印澳四国加上新西兰、韩国、越南召开了首次视频会议，会议级别是副外长级，随后保持每周一次的高频率，形成了“Quad+”机制。此外，四国还积极修补“印太战略”的薄弱环节，特别是试图将印尼吸收到对话机制中，以弥补美国主导下的“印太战略”没有东盟国家的不足。

第二，中等强国之间构建出不依赖美国的防务后勤互助体系。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要求亚洲盟友承担更大的安全防务成本，这加剧了美国盟友可能被“抛弃”的焦虑。新冠疫情不仅没有改变这些中国周边国家的威胁认知，反而加强了它们对美国正在放弃全球及地区领导者角色的担忧。

为此，周边地区的中等强国寻求采取两种举措来应对：一种是通过国家间的“合纵”，也就是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地区强国之间构建出彼此协调的安全互助体系。另一种则是依靠“自助”政策下的“内部制衡”，加强自身的军备发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6月4日，印度和澳大利亚正式签署了《相互后勤支持协定》，允许双方军舰和飞机使用彼此的军事基地进行后勤补给。日澳印三国正在构筑一套防务后勤相互支持的体系。

第三、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正在被削弱。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逐渐开始形成以东盟“中心地位”为支柱的地区合作架构。然而，随着大国在本地区的活动日益加强，东盟作为一个整体要继续实现大国平衡越来越困难。美国力推“印太战略”，强化了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与战略部署；日本安倍政府主张“积极有所作为”，牵头达成了“无美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客观上表现出来的现实结果就是：大国分别选择倚重某个或某几个东盟成员国，而不是热心于同作为整体的东盟打交道。

同样，由于大国竞争加剧，东盟解决地区内部议题的能力也被削弱，更无法实现“中心地位”。

第四，区域产业链正在发生重构调整。

近年来，一些国家以“贸易战”为主要抓手，启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进程。经过数十年建立起来的供应链网络，以及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枢纽地位，并不是“脱钩中国”政策就能轻易实现的。伴随“脱钩”而来的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经济更加深度“挂钩”的趋势。

中国庞大的规模使其成为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几乎不可能取代中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供应国。尤其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东盟国家承诺加强同中国在供应链上的互联互通，努力维护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将逐步形成。

拜登政府正式上台后，中美关系及战略竞争态势可能出现变化，中国周边形势也可能有所调整。上文论及的四大变化是宏观上的大趋势，可能继续延续发展。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周边外交，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应对。

第一，客观分析美国因素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影响。

宏观上看，中美战略竞争与博弈的加剧是导致周边形势出现剧烈变化的直接因素。其深层的原因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综合实力对比正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导致原有的区域规则和架构面临重塑前景。尽管印度、日本、俄罗斯、欧洲国家仍是影响周边形势的重要力量，但却未必是最关键的因素。未来的地区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特别是双方能否构建出一种“斗而不破”的稳定共处模式。

美国借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一些分歧矛盾，破坏中国同相关国家的关系。但是，美国刻意渲染的中国意识形态和体制“威胁性”却并未在周边国家中发挥多大成效。中国在抗疫过程中展示出的动员能力、效率及速度，再加上向全世界提供医疗用品的能力，间接证明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也让美国的全球领导角色相形见绌。

过去70年，美国的领导地位除了依赖自身实力和财富外，还依赖于三个重要方面：美国国内治理的合法性、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以及有能力和意愿领导并协调全球共同应对危机。然而，疫情期间，美国在这三个方面的考验中都失败了，搞经济上的“脱钩中国”也并不成功。对很多国家而言，经济要同中国“脱钩”是难以轻易做到的事。正因如此，对于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影响能力，需要依据议题进行精准分析，而不能笼统地概括。

第二，精准分析周边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策略。

过去的分析中常常夸大美国的因素，认为是美国施压、推动周边国家采取反华举措。事实上，地区中等强国（如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采取反华举措，虽然有配合美国战略的一面，但是也有其自身的对华战略诉求，对此需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例如，东南亚国家内部也呈现出不同的对华政策取向。虽然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但是在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上明确针对中国的可能性在减小。当前，美国越来越呈现出“内卷化”与推卸国际责任义务的倾向，在亚洲地区减少了外交资源投入，让美国的战略承诺更加不可靠。

东南亚国家发展需要依靠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在全球保护主义日渐盛行的情况下，其经济发展战略更需要大的“港湾”，是最不愿意选边站队的。因此，在疫情发生后，基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共同利益，东盟与中国的贸易投资逆势增长，贸易额增长5%，中国对东盟投资同比增长76.6%，2020年，双方又第一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RCEP的签署，相关国家间的经济纽带将更加紧密，产业联系更加密切。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而言，周边的安全新形势既有危机，也孕育着机遇。要通过精准判断美国因素和地区中等强国的战略，精准把握周边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对华战略取向，加强中国的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用能力，实现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文章转自“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