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脑会谈推动“外交高潮”

与拜登此次面对面会谈前，菅义伟已于去年11月12日与今年1月28日两度与其通电话，特别是后一次，是拜登正式就任总统后首次与亚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这被日本视为“外交胜利”。此次会谈也是拜登就任后首次与外国领导人面对面会谈。菅义伟此次访美行程相当紧凑。当地时间4月15日抵达后，菅义伟16日先与美国前驻日大使卡洛琳·肯尼迪共进早餐，访问阿灵顿公墓并献花；此后前往白宫先会见副总统哈里斯；中午开始与拜登会谈约两个半小时（带翻译对谈20分钟、小范围会谈55分钟、扩大会谈65分钟）。当天傍晚还出席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的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17日出发返日前的当天早上，他还与辉瑞总裁阿尔伯特·布尔拉通了10分钟电话，请求对方扩大对日新冠疫苗供应。

菅义伟访美，将近期日美战略互动进一步推向“阶段性高潮”。3月12日，在日美积极策动下，美日印澳以视频会议方式首次举行了首脑会谈。3月16日，日美外长与防长在东京举行2+2会谈。加上此次首脑会谈，日美在巩固同盟、协调战略方面做足了姿态，以上会谈发表的声明或会谈成果亦有很多相通乃至“雷同”内容。对于此轮外交互动，日本媒体称，日美通过“高密度的高层外交”较为成功地制造了外交气氛，并确定了下一阶段同盟合作的议题。在拜登政府明示将重点改善与盟国关系的情况下，日本迫切期望抓住时机，扭转过去四年即特朗普时代日美关系摩擦因素上升、不确定性凸显的状态，使其“回归正轨”。在拜登政府亚太战略、对日政策尚未完全定型的“窗口期”，日方亦期望通过战略互动，最大限度对美施加政策影响，使其向对日本有利方向发展。

除了为新一轮同盟关系调整“稳盘定向”外，日美尤其期望借此次首脑会谈达成“政治宣示”的效果。除了对外彰显“同盟团结”外，对内亦体现各自领导人“外交手腕”。特别是，菅义伟期望借此访巩固此前因抗疫不力而动摇的执政基础，也确实得到了日本国内舆论正面评价。但亦有观点认为，其访美行程安排过于匆忙，有“走程序”感觉，与拜登的互动稍显生硬与疏离，日方所期望的“建立（日美）领导人之间的互信”尚需时日。尽管日方从美方那里得到了不少承诺，但仍有一些“失望”，如拜登没有明确答应出席东京奥运会等。正如部分日本媒体直言：“在不少问题上美方做出了让日本安心的承诺，但这些承诺均需等待兑现。”

借战略互动聚焦强化同盟合作

尽管菅义伟访美“政治秀”意味浓厚，但围绕近期日美一系列高层互动及其会谈成果，亦可判断出双方积极聚焦强化同盟合作，进行“战略对接”，使其“同调共振”的基本思路。

一、将“印太战略协作”置于同盟核心任务。日美此轮战略互动的出发点明确，即以同盟关系驱动区域战略协作，以日美同盟为核心促成完善美日印澳四边战略机制，并以此为基本框架强化“印太战略”，使其“提质升级”。在此前的美日印澳首次四边首脑会谈中，美日发挥了牵头促成作用，着力巩固四边框架，强行构建“战略一致”，并表示将向国际社会全面推广“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此次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亦将“塑造自由开放印太的日美同盟”作为核心章节之一，从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印太地区乃至国际秩序、加强同盟安全保障合作、利用印太框架遏制中国海洋活动、强化与盟国及印太各国合作等角度，对日美同盟合作议程进行“再统合”与“再细化”，使其服从于双方战略目标。

二、发掘同盟合作“新兴领域”，拓展共同利益基础。日美首脑会谈声明中另一核心章节题为“新时代的同盟关系”，提出日美建立新的“竞争力与韧性（CoRe）伙伴关系”，声称要“领导可持续、包容、健康、绿色的全球经济复苏”，涵盖经济技术竞争力创新、新冠疫情及公共卫生治理、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开发等领域。日美力图将各自新经济技术战略及全球性问题对策“外化”并对接，以此作为支撑同盟强化、拓展利益基础的增长点。日美强调在数字经济、先进通信技术等领域强化竞争力，两国已确认共同投入45亿美元在2030年代实现“6G”实用化，并重点针对半导体供应链展开合作。两国还将在“气候伙伴关系”框架下主导减排协议、开发部署清洁能源、支持印太国家“脱碳”等。同时，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亦以“高质量基建”等领域为中心，成立新冠疫苗、重要新兴技术、气候变化三个工作组，强化“印太战略”的经济及区域治理功能。

三、高调宣扬同盟“共享价值”，重塑意识形态纽带。此轮战略互动中，日美尤其强调两国作为“民主国家联盟”成员共享所谓普适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对两国关系的重大意义，从而扭转特朗普时代日美协调“只谈利益、不谈理念”的做法。日美不仅将政治、安全问题持续意识形态化，还将诸多经济与社会治理议题与价值观因素挂钩，将“意识形态划线”领域进一步扩大。比如一再强调日美在通信网络建设、供应链保障、疫情应对政策等方面“符合民主、人权、市场经济、法制等基本价值标准”，奉行“民主国家所共享，而不同于专制国家的模式”。此举实质旨在大幅强化价值观因素在凝聚同盟关系、对抗战略对手方面的“工具作用”。

四、深化“中国问题”意识，强化涉华政治表态及“联合施压”态势。显然，“中国问题”是此轮日美战略互动的焦点。无论此前的日美2+2会谈还是此次日美首脑会谈，都以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维持对华威慑力为主要议题。两次会谈的涉华表态不仅比重较大，而且措辞逼近“红线”。其“话术套路”包括：（1）公开指责中方行为“与现行国际秩序不符”，成为地区稳定的负面因素；（2）反对中方在东海“单方面现状改变”及在南海的“非法海洋权益主张”；（3）对中国香港、新疆问题表示“严重关切”，从所谓普适价值角度污蔑中方政策；（4）对台湾问题表示“严重关切”，要求“和平解决”。此次日美首脑会谈中的涉台表态，是1969年尼克松—佐藤会谈公报以来首次公开讨论台湾问题。这让岛内“台独”势力“兴奋不已”，亦明确反映出日美加深介入台湾问题、进一步将台湾“战略筹码化”，以此“制陆”“防华”的倾向。

“中美夹缝”中日益跑偏的平衡

在日美积极进行战略互动情势下，中美日三边形势如何变化，成为当前国际变局新的焦点。拜登政府仍执着于对华竞争思维，并在多条战线上持续“加码”制衡中方。而日方在向美方靠拢的同时，就对华关系则释放出“求稳”与强硬两种信号。针对日美首脑会谈，4月19日，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表示：“（日本）通过与中国的坦率对话传达关切，同时强烈要求采取具体行动的基本方针与姿态没有任何变化。”4月20日，菅义伟在众院质询中表示，包括经济在内的中日关系仍是“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但亦表示“不会在民主和人权等基本价值上（对中方）妥协”。他还重申，日美联合声明中的涉台内容“对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具有意义”。同时，就日美首脑会谈公报中的涉华言论，日方释放出“（日本）因美国压力而不得不附和”的声音，声称日本与美方主动多次协商，让公告措辞更为和缓，比如不直接写明台湾而使用“台湾海峡”一词，同时提及与中国对话的重要性等。但很明显，菅义伟政权外交首要考虑的是附和并争取美方，且这一行动具有明确主动性；对华关系则期望在大体“维持现状”前提下，在政策立场及实际操作上逐步强化立场及对策“硬度”，争取更有利的博弈地位。

在美国“战略牵引”与日本的“主动响应”下，如一些外媒所言，日本在中美间曾行之有效的“平衡术”正日益明显偏向美方。究其原因，除了日本借拜登上台抢抓所谓“机遇”，甘受美国对华竞争战略裹挟，以此争取锁定美国对日战略支持外，在中美日权力转移加速及大国战略博弈氛围下，日本自身对华战略心理亦日趋脆弱敏感，尤其担心在国际话语权、区域产业链、海上安全等问题上“受制于华”，更加倾向于依托美国和西方“体系优势”而加强对华制衡。中日近期围绕涉华内政、东海钓鱼岛、经济科技、印太地区、国际规制构建等问题的具体矛盾，实际上都是日本在这些领域加强制衡，回避协调，导致中日结构性矛盾加剧的表现。

在日美强化战略协调、共同制衡中方态势下，中日关系正处于一个“敏感而危险”的阶段。尽管总体局面尚稳，但负面因素正酝酿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可能，摩擦矛盾渐次凸显、协商动能明显不足，两国关系实质缓慢恶化、且暂时缺乏扭转态势的契机。当然，中日间密切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仍是维系两国共同利益及协调关系的基石。现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性乃至破坏性似乎不及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但它相较此前的显著上升却让中日关系承受巨大压力。日本应当意识到，日本附从美国在涉华问题上的消极表态及行动已经触及中日关系底线，其强化对华制衡的举措亦违背了两国此前达成的“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承诺。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