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四年所推行的“美国第一”政策使美国的同盟体系一度遭受冲击，各路盟友同美国的距离不同程度地有所疏远。拜登上台后，重视同盟体系在维护美国全球地位、巩固西方价值观以及遏制战略对手方面的作用，加紧重塑、再造同盟体系。

2月20日，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强调美欧伙伴关系是应对21世纪全球挑战的基石，称美国决心与欧洲接触磋商、重建信任，并遵守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拜登承诺重返多边主义，在共同议程上与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体进行接触；3月12日，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举行首次元首峰会，拜登政府正进一步夯实“印太战略”以使其常态化和机制化；美日、美韩“2+2”会谈3月中旬相继举行，日本首相菅义伟4月将出访美国，美国与日韩在新条件下的政策协调正加紧推进。

同盟体系的重塑和再造是美国与其盟友相互让步而达成妥协的结果。从美国方面而言，拜登政府改变了特朗普当局唯我独尊、盛气凌人的霸道作法，重新顾及盟友的现实利益与心理感受；从盟友方面来说，对美国的领导地位给予支撑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选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美国和德国在“北溪-2号”问题上多有抵牾，但美国并未制裁参与管道建设和运营的德国企业。而德国政府也表示不会允许俄罗斯借此条管道对乌克兰构成威胁；美韩因特朗普政府要求韩方提供50亿美元而僵持了两年多的驻韩美军军费谈判近日终于尘埃落定，双方签署了六年期协议；3月5日，欧盟与美国达成协议，暂停相互征收因波音和空客长达16年的飞机制裁纠纷而实施的部分惩罚性关税，双方在钢、铝行业实施的惩罚性关税未来也可能取消。

同盟体系的重塑和再造是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与价值观所决定的。尽管特朗普特立独行之举一度放大了美国与盟友之间在行为方式和特定议题上的分歧，但不可否认，它们在维护以西方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自由主义价值观、防范和遏制不同类型的行为体等方面仍然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因此，当拜登一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欧美双方就开始了重塑因特朗普执政而受损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去年12月的欧盟峰会重申希望与美国新政府结成新的联盟，在贸易政策、抗击新冠、气候保护、多边主义和维护和平等五个优先事项上加强合作，并建议与美国在应对俄罗斯等问题上采取共同路线。尽管“四国安全对话”声明只字未提中国，有意淡化反华“色彩”，但四国在峰会上重点讨论的合作领域仍透露出制衡中国的强烈意味。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声称：“这将成为本地区的历史性时刻，会对地区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即我们支持印太地区的独立自主。”

此番美国同盟体系的重塑与再造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紧密程度不同，制度化安排与“志愿者同盟”相互配合。美国一方面重新收拢整合北约、美日、美韩这样的军事同盟体系，并相继推出“欧洲威慑倡议”和“太平洋威慑计划”之类的军备建设方案，另一方面在推动韩国等与“四国安全对话”展开非正式联系甚至寻求搭建“民主国家联盟”。二是同盟体系建设从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扩展到供应链安全、疫苗供应等新兴领域，涉及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方面面，可谓是“后冷战时代”的第一次全面战略动员。三是不同区域同盟机制之间的互动增强。去年底，“北约2030：为新时代而团结”报告发布，表示尽管在未来十年俄罗斯仍将是北约的主要对手，但北约也必须更认真地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和其的军事崛起。近来，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相继宣布将派军舰到南海巡航，凸显出美国与其欧洲盟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调也正进一步增强。

目前，有些人对美国修复与盟友关系的前景不以为然，认为美国的同盟体系已四分五裂，美国对此无力回天。但严谨的国际观察人士不会只沉溺于天真的想象，一系列事实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正加紧重塑和再造，它对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大国关系走向及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