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丢掉了“重启”的历史包袱，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打压与钳制力度。两国关系在元首会晤前有望保持一定程度的平稳，但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和两国认知差异等因素，要想实现彻底转圜难度很大。

贸易战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博弈的主轴，科技战可能是拜登政府与中国博弈的主轴。而且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中我们最薄弱的是原始创新，而美国最强的就是原始创新，我们最强的则是应用创新。要在这种情况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解决我们的科技自立自强问题。

未来美俄关系或不会再现之前的大起大落，它更可能的路线是曲折而缓慢的爬坡。当然，前提是不会再发生裹挟美俄关系的重大事件。不过，不管结果大小，首脑会晤对美俄关系都是一个积极的态势。对拜登政府来说，这次会晤更主要的意义可能在于恢复美俄关系的秩序，如果说从特朗普时期的“混战”变为有秩序有规则的关系也是一种转变的话，那么这也可以说是拜登政府对美俄关系的“重启”。

北极事务中的部分议题的确可能成为美俄开启“有限合作”的切入点，但现有矛盾将极大限制其全局战略价值。可以说，以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的会间接触为契机，强化双方的危机管控意识和相应部署，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相互“对表”，特别是就6月中旬美俄举行元首峰会的相关细节达成初步共识，才是双方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

本轮巴以冲突至少留下三方面的后遗症。首先，就以色列而言，以色列政治右倾化正一路走到底。以色列政治愈发无法适应新时代，也在逐渐脱离这个时代。第二，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日益无力，以色列固执地走着自己的路。第三，新一轮冲突用血腥事实证明以色列与阿联酋等国达成的“亚伯拉罕协议”的稳固性。

由于美欧在经济复苏政策上的差异，或愈加加深双方分歧。可见，美欧从经济到政治的“道路分歧”不会随拜登政府对欧政策调整而扭转，拜登政府也不足以让欧洲放弃“战略自主”。虽然欧洲仍将美国视为盟友，但他们的关系已步入“该合作时合作、该竞争时竞争”的新阶段，“竞争性伙伴”的定义或许更适合他们。

目前美国的决策层非常清楚美国霸权的衰落已经在进行，同时对霸权衰落的恐惧又和对中国上升的担心、焦虑结合。这就形成了美国战略重大的根本性的调整，调整就是扭转美国的霸权衰落过程，滞缓甚至挫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过程。这使中美竞争方式和竞争重点出现了巨大变化，中国面临机遇和危机并存的局面。

与前四次不同，这轮加沙冲突非同寻常，多重因素影响下正呈现新剧本。首先，哈马斯展示的实力超出以色列预判，后者必会改变传统打法。第二，以色列国内的族群暴力冲突正成为其心头大患。第三，以色列正处于政治十字路口，此轮冲突必会加速其政治重组。第四，美国内政治出现变化，对以色列的支持出现动摇。第五，国际社会的关注点，从“两国方案”转向以色列的“占领者责任”。

美俄对抗欧亚遭殃，美俄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其关系的走向将影响地区和国际格局的演进。一是影响主要大国的互动格局。紧张的美俄关系给渐缓的俄欧关系带来阴影，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获得进一步发展，俄也会进一步推进与印度、日本，乃至非洲国家的关系。二是加深欧洲安全困境。三是引发或加剧欧亚局部地区动荡态势。

冷战后，北约为维持军事同盟合法性，一直以“吸纳新成员、定义新身份、寻找新对手”的方式，不断动态调整战略重心、推动战略转型。但北约东扩一步步将自身的军事力量推至俄罗斯的“国门”之前，战略缓冲带缩小增大了与俄爆发地缘冲突的风险。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不仅使北约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考验，也把自己推入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