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之角”地处连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包括埃塞、吉布提、肯尼亚、乌干达、厄立特里亚、索马里、苏丹、南苏丹等国。索马里位于“非洲之角”最东端，拥有非洲最长的海岸线，扼守印度洋经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航路的要冲，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价值。冷战至今美军曾两度退出并重返“非洲之角”。目前美军筹划恢复在索军事存在，显示其有意强化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布局，背后则是旨在遏阻中俄介入该地区的地缘竞争意图。

与其他中东国家不同，土有足够的经验和资源搞大国平衡，并能从美俄那里得到让步并开展利益置换，其在此次俄乌冲突应对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风生水起”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土耳其通过一系列平衡外交举措把自己置于相对主动有利的位置，成为美俄竭力争取的对象。2月底以来，美俄均对其做出部分让步，满足了土在经济、地缘政治、国内政治、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具体诉求。

拜登此访中东，意在：第一，安抚盟国不满，为在俄乌冲突中制裁俄罗斯争取中东国家支持。第二，构建“中东防空联盟”，建立针对伊朗的“中东版北约”，并以拟达成的伊核协议实现对中东的平衡。第三，象征性推进巴以和谈的“两国方案”，维护美国形象。预计拜登此访影响消极，将破坏地区缓和、激化地区对抗。同时鉴于俄乌冲突长期化，美俄对抗加剧，将对美经营中东政策构成掣肘。

美国主导的“全球版北约”规划，实则是以牺牲该组织内中小国家安全利益为代价去满足美国的霸权野心，更是以损害世界其他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式追求其病态的所谓世界主导地位。同时“全球版北约”也推进乏力。因此而已，“全球版北约”规划危害全球安全，其操控者罔顾自身内部问题丛生的实际状况，执意在全球寻求霸权，注定失败。

诸多国家民众对现政府或政权的不满达到冷战后的最高点，各国内部意识形态差异高度分化，传统政客和政党已无能解决目前的各类挑战。可以说，全球众多地区已进入因社会群体分裂所引发的社会持续动荡的新阶段。催生这种全球性现象与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初代全球化陷入僵局，进而全球主要大国的社会分裂现象加剧，伴随他们所引发的是地缘政治竞逐引发国际冲突进入多发期。当今之计，无论对西方还是非西方而言，让几乎寿终正寝的初代全球化复兴，在高质量基础上推生出全球化2.0将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

俄乌冲突后，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可能呈现出美欧俄等传统力量影响继续下降，中、印等东方国家继续上升的态势，而地区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行为的自主性、平衡性也将继续加强，这或许是俄乌冲突对中东的有利影响。同时，俄乌冲突消极影响考验中东发展转型和国家治理能力。首先，能源价格上升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其次，粮食危机风险陡增考验转型国家的治理能力，中东爆发第三波“阿拉伯之春”的风险持续上升。

土耳其针对的显然不仅仅是芬、瑞，而是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相关分析多认为，芬、瑞能否最终加入北约，关键还在于美欧满足土耳其要求的程度。无论如何，土耳其此番高调反对芬、瑞加入北约，凸显北约内部的矛盾冲突，在本质上也是北约合法性危机加剧的表现，即北约扩张的目的在于寻求新的动力，但却因内部矛盾加剧和共识弱化而陷入困境和悖论。

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今年同时申请加入欧盟，是国际政治上的大事件，是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突出表现。这表明，新的“阵营化”正在欧洲崛起，缓冲区、灰色地带等为大国外交转圜的地理空间正在逐渐消失。这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瑞典、芬兰急于加入北约并获得“集体安全保证”的心理，或使土耳其看到了借机解决与美西方国家部分“外交旧怨”的机会。此外，除借机解决“外交旧怨”外，土反对瑞、芬加入北约也许还有外部因素考量。然而，从目前各方的表态看，土很有可能在经过与各方周旋后撤销对瑞、芬加入北约的反对。因此，两国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尽管俄乌冲突使中欧政治互信面临考验，经贸合作受到冲击，战略互信承受压力，但中欧关系并非不能有所作为。首先，中欧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尽管有差异但也有交集。其次，中欧都致力于避免和减少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第三，中欧都希望减少冲突的溢出效应，尽量避免对各自经济、能源及供应链安全造成过度冲击。最后，俄乌冲突的影响正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极大地削弱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拥有多边主义共识的中欧将深受其害，双方应当倾尽全力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亚太、欧洲得以实现和平繁荣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