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升级令叙利亚局势雪上加霜。一方面，叙利亚国内人道主义形势因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而加剧恶化；另一方面，由于美西方与俄分歧加深、对立升级，谈判解决叙国内冲突、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景似乎更显渺茫。与此同时，大国在叙博弈日趋复杂，且恐怖主义阴翳不散。9月14日，联合国警告称，最近几个月叙利亚多个前线爆发冲突，持续11年之久的叙利亚内战恐有再次激化的风险。

从历史上看，美国和沙特从未签署过共同防御协议或正式条约，两国的“准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石油和军火交易维系的。但现在，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石油生产国，不再依赖沙特石油。此外，美国一方面在中东进行战略性收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沙特一家独大或者其他大国强势介入的局面。美国与沙特的关系，也就注定要从此前的“沙特唯美国马首是瞻”，变成“美国对沙特的打拉结合”。沙特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区安全走势所决定，而非石油。

近年来，百年变局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层面加速铺展，靠拢上合组织成为中东国家因应变局的战略举措之一。其一，在“大国竞争”时代谋求战略平衡。其二，“东向”拓展经济合作空间。其三，借上合扩大影响力。同时，中东国家靠拢上合组织有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变迁这一相同的背景，一些国家也有各自的考量。不过，“上合大家庭”成员多了，力量大了，矛盾也可能增多。对此，中国与“上合”成员们应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发扬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围绕区域合作这一主线不懈经营，避免上合组织落入西方人为制造的“大国竞争”“新冷战”等话语陷阱。

受中美竞争加剧和美国全球战略的牵引，北约正在将目光投向亚太地区。美国欲借助欧洲和亚太盟友之力，遏制中国崛起势头，维护霸权地位及对其有利的国际秩序。美引入北约势力竞逐亚太，破坏了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中国需发挥亚太“主场”优势，增强自身维护和平发展的能力，尽可能减少对抗，避免误判。

土以关系正常化既顺应了当前中东地区格局整体缓和的大趋势，也推动着地区合作进一步向前发展，其背后的强劲动力是双方对彼此盘根错节的利益的考量。然而，无论两国利益如何契合，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双方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未来一旦利益需求下降，或是调动国内民众支持的紧迫性上升，亦或是巴以矛盾再次激化，土耳其恐仍会站在指责以色列的一方。这是以色列对土耳其“不信任感”的重要来源，也是土以关系再生波折的潜在风险。

历史表明，土耳其的多元身份与对外战略结合是否成功，构成了影响其外交成败得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多元身份与土对外战略关系的角度看，基于历史与现实，土对外战略有以下特点和趋势值得注意：第一，土与西方的关系是合作与斗争共存，但斗争更加突出。第二，“阿拉伯之春”以来土与中东国家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未得到根本解决。第三，土在推动“突厥语国家组织”合作方面雄心勃勃，但难有实质进展。

尽管维也纳谈判近期又陷入新的僵局，但美国和伊朗都有完成谈判的意愿，所以对维也纳谈判不必太过悲观。近日，伊朗方面宣称不排除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就恢复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如果拜登政府最终决定与伊朗达成共识，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宣布维也纳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

俄乌冲突加速了西方世界的新一轮整合，美国趁势依托“集团政治”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同时，这场冲突全方位冲击了国际安全环境，使中美博弈范围和发生危机的领域可能增多，传统安全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风险同时高发，可能刺激美国扩展施压领域，加大中美固有的安全困境。

近两年来，尽管中东地区格局的依附性和冲突性特征尚未得到彻底改变，但伴随国际体系中大国力量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国持续推进中东战略收缩的态势下，域外力量对该地区的影响越发趋于多元平衡，而地区内部关系则趋于缓和，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不断上升，和平与发展成为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这在该地区历史上实属罕见。虽然中东地区格局重构仍存诸多隐忧，但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应共同合作推动地区和平发展进程，使中东早日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发展迟滞是“阿拉伯之乱”所有问题的总根源，实现“阿拉伯之治”的通途是阿拉伯国家自主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而且在“石油时代”落幕前，完成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转型，对阿拉伯国家已刻不容缓。尽管历史经验表明，海湾阿拉伯国家经济多元化改革大多无疾而终，但他们目前仍在推进中的变革与以往其经济多元化改革有着本质区别。他们普遍卸下意识形态包袱，在历史上首次将发展列为最优先议程。同时，他们不再单一追随美国，而是开始积极发展与中、俄等大国的战略合作。高度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也是本轮改革的突出特征。无论此番转型最终能否成功，都已具有划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