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太”海洋安全战略的“阵营化”深陷“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怪圈，既是对多边主义合作机制与共识的悖离，也给域内国家造成选边站队的困境，日益显露出美国以实力而非互信和多边共识塑造地区海洋秩序的企图。美国的这一战略及其背后逻辑不仅无助于亚太地区海洋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治理，还将使本地区海洋安全秩序的“碎片化”趋势愈演愈烈。当前，南海和东海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形势。而面对地区海洋治理领域新挑战，如何压制、消解海洋博弈“阵营化”的负面影响，又是当前中国涉海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重构区域海洋治理秩序迫在眉睫。

两个国家之间如果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务实合作的交易成本将会因内耗而极大提高，最终损害双方的利益。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自信心明显下降，对国际合作伙伴缺乏信任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结果。其实，对于欧洲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而且就中德合作而言，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德国大型企业的重要投资目的地，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缩影，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德国企业对中国的信任和信心。朔尔茨的即将访华恰恰说明中德关系的韧性依然强劲，中德依然有着广大的合作空间。

埃尔多安的“新土耳其”不同于凯末尔的“旧土耳其”。他在内政外交上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从根本上对一战后至今二战后初期所建立的土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国策发起的重大挑战，是对事关土利益和安全的旧的权力体系和地区秩序的重大修正。一个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土耳其不仅是对土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重构，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寻找，还必然带来内外关系的重建和利益、权力的重新分配，并对国际政治和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它能走多远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要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必将在国内外遭遇重大阻力，新旧土耳其之间必将面临长期而激烈的斗争。

近年来，世界局势变化的消极面也在亚太地区日益显露。无论是去全球化逆流、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再现，还是信息化及科学技术新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都给冷战结束后的亚太新秩序带来重大挑战，使其面临不进则退的风险。对此，中日韩以及地区各国不应持悲观态度，我们应通过加强全球与地区治理，发扬积极因素，使世界的和平发展趋势得以维护，使后冷战时期形成的亚太新秩序得以巩固和发展。

近期，一名伊朗库尔德年轻女性，因未戴头巾，被伊朗司法机构拘押，随后发病死于医院。其家属和同情者认为，她在押期间遭到殴打，导致重伤身亡。随后，伊朗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尽管伊政府出面澄清解释，并安抚家属，但仍未控制局面。伊朗国内动荡将对伊朗国内政治社会形势以及周边地区局势，造成多方面影响。第一，伊朗抗议示威浪潮可能进一步削弱伊朗政府的政治威信。第二，伊朗抗议示威浪潮以及伊朗政府的打击行动，可能使库尔德问题更敏感。第三，鉴于伊朗政府用导弹打击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美、土、两伊关系将进一步复杂化。不过虽然面临抗议示威浪潮，伊朗政治局势仍将稳定。

目前，美国“印太”安全联盟正在加紧重塑成型。在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印太”布局中，美英澳组成的“奥库斯”被认为处于最核心的圈层，但由于其涉及核不扩散这一敏感议题，不仅引发全球广泛批评，在美国同盟体系内部也存在极大争议。传统的“五眼联盟”由于缺乏代表性且功能单一也难堪大任。从当前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看，拜登政府正在着力推动亚太和跨大西洋两大同盟体系在“印太”地区合流。未来不排除美日英澳加形成的“新五眼同盟”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扮演核心角色。

9月13～14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在边境多地爆发大规模冲突，尽管此次冲突在烈度、伤亡和覆盖地域上均远超历次，是双方新老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也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中亚地区稳定造成重大不确定性，但双方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同时，此次冲突也凸显南高加索地区大国博弈的复杂性。

在大国竞争加剧、中东战略格局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全球层面看，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增大是重要机遇，但美欧拉拢中东国家和大国在中东地区激烈竞争对中国构成挑战；从地区层面看，中东国家间关系整体缓和对中国是利好，但这种缓和态势能否持久仍存在不确定性；从国家层面看，中东国家普遍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中国有利，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民心相通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在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应坚持守正创新，在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安全互助方面开拓新的合作路径。

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升级令叙利亚局势雪上加霜。一方面，叙利亚国内人道主义形势因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而加剧恶化；另一方面，由于美西方与俄分歧加深、对立升级，谈判解决叙国内冲突、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景似乎更显渺茫。与此同时，大国在叙博弈日趋复杂，且恐怖主义阴翳不散。9月14日，联合国警告称，最近几个月叙利亚多个前线爆发冲突，持续11年之久的叙利亚内战恐有再次激化的风险。

从历史上看，美国和沙特从未签署过共同防御协议或正式条约，两国的“准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石油和军火交易维系的。但现在，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石油生产国，不再依赖沙特石油。此外，美国一方面在中东进行战略性收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沙特一家独大或者其他大国强势介入的局面。美国与沙特的关系，也就注定要从此前的“沙特唯美国马首是瞻”，变成“美国对沙特的打拉结合”。沙特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区安全走势所决定，而非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