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金砖峰会与上合组织既任重道远，更大有可为，“有为”体现在四大方面：一是在成员国面临发展难题之际“抱团取暖”，通过强化经济协调与金融合作，以共同破解经济下行难题、共同实现转型升级、共同改革国际金融秩序。二是在政治与社会治理上继续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打破西方模式的垄断，开创新的成长路径。三是在安全与战略上定期“对表”，就地区热点、打击“三股势力”、大国关系、全球治理等协调立场，维护共同利益。四是新兴大国藉由“金砖峰会”平台，和以G7为载体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形成鲜明对照，而且开展“集群博弈”、“竞合博弈”，从而助推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多极化、均衡化，对西方的主导权形成有力制约。

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归功于三大支柱，在这三大支柱中，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为核心的“政治互信”作为第一支柱无疑是重中之重，它不仅是中欧关系的战略动力，也是中欧关系超越“文明的冲突”和“大国政治的悲剧”逻辑、不断走向成功的有力保证。首先，政治互信是中欧关系最有价值的核心资产，是决定中欧关系面貌的核心要素。其次，中欧政治互信不仅是双方利益关系的产物，更是领导人的战略远见的成果。第三，政治互信是中欧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第四，政治互信是中欧文明关系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动力。

东亚峰会，亚信会议机制，中美共治模式这三种安全模式都抓住了新时期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关键，即通过各种机制化方案，将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重要的行为主体纳入共同框架内，以此为基础规划新的战略秩序和行动机制，有条件为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提供基本框架。亚太安全领域的机制竞争态势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改变，地区安全架构的构建必然将会受制于地区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与战略互动。然而，因为未来安全架构的方向与模式已经较为稳定，其前景基本上也集中于三种机制建设模式之中。因此，只要中国能够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明确战略目标，以中美关系为重点，细致筹划，稳步推进，创建新型安全架构的目标就必然能够实现。

当代大国关系正面临第三次历史性转变，其背景是守成大国和后起大国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超过战略对抗性，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动力大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对立性。守成大国和后起大国都在探索避免重复历史错误的新方法、新路径，寻求利益共同点和战略妥协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尽管这种探索艰难曲折，但是历史的“增量”终究会大于“存量”。中美两个大国都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并且都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应当避免历史性、全局性的错误。大国战略竞争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军事实力等硬实力上，甚至不是停留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传统软实力上，而是要比较大国战略的历史视野以及超越历史的战略创新。重复历史的旧大国战略与创造历史的新大国战略，二者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中美两国在亚洲和谐共处不是不可能，然而目前美国战略学家们和政界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在亚洲的利益和决心，从而形成了一些错误认知。如果这些认知不能够被及时纠正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决策，增加中美两国在亚洲的紧张气氛，对两国关系造成损害。因此，如何向美国准确地传达我们的战略信号是中国政界和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的学者应该多花功夫去了解美国人的战略思维定势，通过交流纠正他们的盲点和偏见；同时我们国家在外交政策制定、实施上也要灵活机动，既表达我们的决心，也表达我们的实力，以避免美方误判。

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并不在于军事，而在于经济，不过中美两国国内阻力威胁中美各自实现核心利益。中美地缘经济竞争并非零和游戏，双方的让步和承诺并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而主要是引入竞争倒逼各自国内的改革，不仅可能成为健康的有责任的竞争，而且有利于中美实现各自的核心利益以及为地区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效的框架。

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我们注意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发生，而且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也不会发生。但是，对于世界和平的威胁依然存在。虽然对于威胁的认知并不一致，“以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对和平的威胁通常局限于某个地区或者国家。值得庆幸的是，经济实力排在全球前16位的国家，都无意在彼此间进行大规模战争。而不存在对抗的同盟体系与核武器的存在，构成了避免世界大战再次发生的两道安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