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日本经济辉煌的标志物已经不复存在，这让日本人不免会问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究竟几何？我们该何去何从？”这就是日本的“身份危机”。安倍政府是拒绝接受日本衰败论的。安倍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系列强硬政策也是针对日本的“身份危机”以及“日本衰落”论提出的。但在另一方面，日本民众并不希望日本成为一个超级强国。他们对超级强国的概念持有怀疑并对其过程中可能包含的风险表示担忧，他们也不希望卷入与其他国家的争端之中。美国十分擅长破坏，但搞破坏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只能通过构建新社会和结构。构建国际秩序只能通过国家间的合作。

中国既无操控全球的文化基因，更无扩张称霸的历史记录。新中国时期，从毛泽东主张反对霸权主义，到邓小平誓言永远不称霸，再到第三代数届领导班子矢志谋求和平发展，乃至反复强调无意挑战既有国际秩序及尊重美国领导地位的表态，都足以验证中美关系不是结构性和对抗性的，自然也不该倒退至“遏制”时代。此外，西方多数战略家和决策者对中国发展意图和行为方式有相对稳定和长远的正面看法，即中国是值得信赖的理性伙伴。中美政治家们也一直致力于维护双边关系大局，谨慎管控着风险和摩擦，避免陷入部分鹰派煽动和编制的对抗陷阱。人们也有理由相信，“遏制”中国只是部分人的幻想。

只要中美关系信任赤字存在，西太平地区的反华大合唱就不会停止。消弭互疑增加互信，恰是中美两国元首9月峰会的主要关切。但是由于亚太地区战略情势的新变化，或者说美国根本不愿意和中国和平共处于太平洋，亚太局势就真的危险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全球化与多极化时代，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博弈”特征将更为突出，而“零和游戏”则既危险、亦不可行。展望未来，美国对华政策仍将合作与压制两手并用、两手交替，尽管在一定时期其中消极与“使坏”的一手会有所增加，但却难以完全取代另外的一手。

土耳其打击IS与和打击库尔德武装力量，后者是打击的重点。目前库尔德武装力量已取代巴沙尔政权成为土耳其最大威胁和主要的打击对象。土耳其加入国际打击IS联盟虽然增强了反恐的力量，但也使得中东的混乱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无论在伊拉克，还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都是美国消灭IS主要依靠和借重的对象，而土耳其恰恰要打压这些力量。可见，美土是同床异梦，中东反恐任重道远。

美日政治精英强化军事同盟的如意算盘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设想，面临多种变数，在跌宕起伏中走向衰亡是必然趋势。日本国内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强大力量迟早会击败以安倍为代表的极右政治势力扩军备战的图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强劲势头，也会制约美日军事同盟的野心，助推同盟的解体。

对美国来说，解决伊朗核问题妥协、谈判是唯一的明智选择，无论美共和党，还是以色列和沙特都不可能将美国拉回中东的战场，为核问题与伊朗打一仗。美伊关系缓和以及伊核协议的签订是中东地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后伊核时期，美国将以为最低的代价维系它对中东局势的主导权，减少以色列和沙特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掣肘，将伊朗推上反恐战争的第一线。以、沙退潮，伊朗涨潮是必然的趋势。美国确保不损害伊朗政权的安全，承认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美伊关系处于非敌非友的后伊核时期为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在伊朗和中东施展影响和博弈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双峰会”无论其意图或是成果，非但不应理解为一味排美，而且要看到这是为美国今后如何与之应对、沟通、合作提出了新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