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在对外动武问题上之所以反复无常，其实是碍于多个现实：第一，美国分裂的国内形势，民主党无力控制局面的现实，牵制着奥巴马的决策；第二，领导地位和威信已成为美国的羁绊；第三，国际格局的转变，新兴国家的强势崛起，让美国无法恣意妄为；第四，美国日渐衰弱的国力，已无力支撑它的抱负、意志。奥巴马的反复无常，是力不从心的美国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趋势，难以逆转。

当今世界业已进入“后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已六年）与“后‘后冷战’”（冷战结束已二十五年）时代，力量中心多极化、经济科技全球化、地缘格局板块化、安全挑战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叠加演进，和平发展与战乱动荡并存消长，国际体系与地区秩序主导权深刻重组，世界处于大裂变、大转型、大变革、大竞争的“过渡期”，不稳定不确定和复杂多变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常态”，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机遇与挑战交织转化，须把脉大势、蓄势借势、顺势造势、引领时势。

美国空袭伊斯兰国目的是为尽快脱身，并非重返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是人类公敌，美国发动的空袭战具有正义性，中国支持美国是亮点所在。作为全球化的大国，中国越来越感受到在全球遭遇到的各种困扰，对美国也有了理解。正因如此，中国首次在非洲发出了与美国合作的声音。纵观中美两国在全球战略上尽管有博弈，但合作也符合两国利益。

在国际政治中，谁处于统治地位，谁就是规则制定者。随着权力分配不断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倾斜，他们必将重塑国际秩序，使其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规范和价值观。锁定策略的拥护者们坚信，美国将经历一场无痛的衰落。只能说，这种想法是愚蠢而自欺欺人的。在现实世界中，大国的衰落从来都是伴随着阵痛。在今后的几十年中，美国能否调整战略以适应其相对国力的衰退，又能否协调好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地缘政治主题。

阿拉伯民族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跨国民族，曾经在中古时代显赫一时，此后则一直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地位。阿拉伯民族承受了“五百年屈辱”，西方的很多分析家们把阿拉伯人持续的受挫感看做是恐怖主义的心理根源。“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人探索富强道路的漫长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到目前为止，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探索之中失败多于成功，教训多于经验，在短期内，也很难把某种外来的号称“普世”的模式成功运用。从长远来说，阿拉伯能否走上复兴的大道，不仅取决于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也受制于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

乌克兰危机是一个由头，大国政治的悲剧在美俄间上演。双方间存在着严重的战略误判，最终这种误判让双方进入了死胡同。美俄对峙加剧了世界政治的“阵营化”，美俄关系的紧张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缓冲空间，但也带来了一些难题：当美俄对峙时，中国无论何种表态都是两难选择。另外，俄罗斯试图将金砖国家作为对冲风险的工具，在俄罗斯的需求与金砖国家的长远发展之间，中国需做出权衡。

MH17航班事件使美欧联手将对俄制裁升级，但如果制裁后乌克兰危机仍未解决，整个欧洲经济都会被殃及。另外这种制裁的前提是，欧盟绝不会禁止从俄进口天然气。既然这种“疯狂”的措施不能用，虽然俄罗斯经济会衰退，欧洲也会尝到苦果，但无法对俄罗斯造成致命一击。如同俄罗斯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可以预测，面对外敌引起的困境，俄罗斯民族将团结一心共度时艰。

现在尽管新冷战不会出现，但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时代行将结束，旧的国际机制改革滞后，越来越不适应新的世界力量变化的时代，新的国际机制开始涌现，但还不成熟且没有得到危机检验，这就意味着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全球治理的碎片化时代。这个过渡期越长，不稳定和不可确定性就越大。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的危险不是新冷战，而是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带来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安全感，这些潜在的风险并不比新冷战小。

亚洲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在该地区经济合作和共同体建设加强的同时，竞争和对抗也此起彼伏。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两种情况的同时活跃呢？这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是什么？在麦克阿瑟基金会、《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中央日报》，和《中国时报》的支持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意见动力公司一道，对11个亚太经济体的战略精英进行了调研。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

“新马航事件”不仅可能改写乌克兰危机，而且还将引发包括大国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新变局。首先，“新事件”有可能成为乌克兰危机的转折点，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俄与西方博弈，很可能因此而被改写，甚至逆转。其次，“新事件”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国关系，中国的“大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与新的机遇。再次，中国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及时适度且平衡，维护了自身良好国际形象。最后，“新事件”凸显全球化时代的地区冲突日益超越地区影响，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