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留给世人的四点惨痛经验教训

首先，战前排外黩武等极右政治思潮在一些国家得势，导致其最终走上邪恶的不归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一战遗留问题发酵与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等叠加，使得一些国家在政治上走向极端化，对外极端民族主义与对内极权主义甚嚣尘上、大行其道、上演“极端二重奏”，不仅形成组织，而且日渐坐大、成了气候。如德国被希特勒的纳粹党及其法西斯主义、仇视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所主宰，同时鼓吹颠覆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用武力攫取“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日本则被天皇与军方融为一体的军国主义所掌控，对外奉行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侵略扩张政策。战前德国与日本意识形态的右倾化、极端化，使得这两个国家成为了二战的两大“战争策源地”，给世界与人类包括其本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时至今日，虽然经济全球化与格局多极化使得新的世界大战难以上演，但与二战前类似的国际及国内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如西方金融与债务危机影响犹存，其仍具有通过发动战争对外转嫁危机的“冲动”；欧洲极右排外势力抬头；日本安倍当局顽固右倾化；美国为把持霸权与主导权而不择手段压制新兴大国，凡此种种，使得世人对世界和平的现状与前景不无担忧。

其次，战争初期西方大国唯利是图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绥靖主义”助纣为虐，导致德、日法西斯得寸进尺、愈演愈烈、穷凶极恶。为维护其狭隘自私的大国利益，以及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敌视苏联，英、法、美三大国客观上纵容德、日法西斯与军国主义，主观上幻想“祸水东引”，结果害人终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在欧洲，英、法两国对德国侵略东欧姑息养奸，不惜与德国达成以牺牲捷克苏台德地区换取所谓“和平”的“慕尼黑阴谋”，结果反而加速了二战欧洲战事的爆发；在亚洲，西方大国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及其侵华野心隔岸观火、作壁上观，“国联”所谓的调查团“睁眼瞎”，美国对日本一味纵容、其对日宣战与参战“姗姗来迟”、直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得手。

时至今日，美国“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在为日本安倍政权的右倾化不断“松绑”，企图利用日本来“围堵”中国。

再次，战时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与国内统一战线实乃同盟国制胜法宝。面对欧、亚法西斯的猖狂进攻与“联手作恶”，中、美、英、苏四大国最终走到了一起，形成了团结互助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不仅在战略上协调东、西两大战场，而且对战后处置侵略者、设计新的国际秩序反复协商，最终加速了德、意、日法西斯的灭亡。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共两党“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为民族大义而搁置仇恨与纷争，成立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时至今日，当年的国际统一战线经过“冷战”的冲击及“冷战后”的分化重组而不复存在，特别是美国为维持霸权而挤压俄罗斯、围堵中国，其“冷战思维”使得美俄矛盾激化、中美竞争加剧。

第四，战前及战时的民众、民意具有两重性，需要唤醒、教育和发动。一方面，战前德、日民众被法西斯与军国主义蛊惑、欺骗、愚弄，陷入极端民族主义狂热，乃至充当炮灰，最终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苏联和中国为抵抗德、日法西斯侵略而掀起“人民战争”、“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更是明确提出对日“持久战”方针，为打败侵略者奠定了牢固的民众基础。

时至今日，面对安倍当局的倒行逆施与蠢蠢欲动，日本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甘心上当，而是自觉反对与抵制其篡改和平宪法的所谓“安保法案”。

未来避免二战类似悲剧的四点思考

首先，国际社会须坚决维护正确二战史观、共同抵制日本安倍当局右倾化逆流。安倍对“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要么拒不认罪，要么两面三刀、口是心非，其顽固推行企图改变战后日本和平走向的“安保法案”，不仅引发国内强烈反弹，而且引起周边邻国不安。对此，中国将开展遏制日本右倾化野心的“新持久战”，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主动抢占历史话语权与道义制高点，并联合有关国家共同反制日本“异动”。

其次，美国应对日本的错误史观负责，并应小心吞下日本右倾化的苦果。战后美国出于利用日本为其对苏联、新中国的冷战战略服务，对其战争罪行未作彻底清算，以至今日日本深陷错误史观、难以自拔。美国现在又出于利用日本以“制衡中国”的需要，放纵安倍的右倾化，其结果将是反被安倍利用来实现日本的所谓“正常国家”目标即大国野心，进而挑战美国的主导权。

再次，国际社会应致力于总体维护及稳妥改革“战后秩序”。今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联合国是“战后秩序”的核心，应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应打断日本成为安理会“新常任理事国”的“迷梦”，因为安理会改革未必要增加“新常任理事国”，且增加也不能搞唯利是图和“一切向钱看”，不能只强调日本对联合国捐款多，而应看其对二战罪行的反省是否真诚、彻底、到位（这也是安理会的根基），及其今后是否坚持走和平路线？其外交是否独立自主？

最后，战后70年之际世界和平遭遇“两大挑战”，有关各方应加强协调对话，避免激化矛盾乃至陷入新的冲突。其中：

一是美欧与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而在东欧对抗。美欧继续联手“制裁”俄罗斯，美国2015年新版《国家军事战略》高弹“俄罗斯威胁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声称美与其他主要强国开战的可能性“低但逐渐提高”，并指一旦开战将带来“巨大”后果。对此，应坚持“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美国不应利用其来分化欧俄、强化东欧军事部署、乃至推行所谓“新冷战”；

二是美日为维持所谓“亚太主导权”而联手围堵中国。美国为遏阻中国一再为日本“松绑”，间接助推日本右倾化逆流甚嚣尘上，安倍政权强推“安保法案”有恃无恐、倒行逆施。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计，美国对亚太海洋争端不可一味“拉偏架”，亦需及早认清日本右倾化的危险性。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