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指针出台预示日美军事合作将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紧张和冲突的策源地，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未来美军走向哪里，日军将“配合“到哪里，世界警察美国身边增配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协警“；二是日自卫队不但可以自卫，而且还可以在维护国家安全名义下主动出击，这是对日本战后和平体制的颠覆；三是新指针为亚太带来的将不是和平和稳定，而是紧张和冲突。可以预料，未来在东亚将会看到更多的低近侦察、情报收集、反导设施等挑衅活动，西太平洋将变得不太平。

发扬万隆精神，就是要赋予万隆精神适应时代要求的内涵，深化亚非之间的合作，使亚非国家在新形势下抱团取暖，扶携前行，拓展南南合作。在安全上安危与共，守望相助，互相支持，提高亚非合作的水平，通过建立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创造合作与发展机遇。在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用好现有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亚非合作新格局；在文化上，坚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

60年来，中国一直是亚非合作的支持者、践行者与引领者。60年前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正是中国提出求同存异方针，推动会议得以继续进行，由中国作为倡导国之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成了万隆精神的重要内涵。今天，在亚非合作面临新形势和新需求的情况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合作机制，恰好能够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亚非合作提供机遇，为亚非合作插上有力的翅膀。中国提出的“亲诚惠容”，“真实亲诚”，“睦邻、安邻、富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时代合作新理念，也正契合融汇入新时代内涵的万隆精神。

亚投行的设立为未来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找到了另一个不同管道，若亚投行能成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共同建设亚洲基础设施，并间接形成亚洲对外经贸的桥梁，将开启一个新的多边时代，打破过去只有美国积极参与亚洲经贸事务的状态。如果亚投行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基础建设的融资机构，那就与世界银行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不无差别。换言之，这将形成另一套国际势力分野的战场，参与的各国正努力在新的国际组织中，为自己国家订好最有利席位，未来美国势必要去适应这个新崛起的多边体系。

2015年4月19-24日，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并发表讲话。时隔一甲子，亚非两个“崛起大陆”如何共同发展令人期待，中国的引领作用备受瞩目。

在美国“重返亚洲”的攻势下，中国似乎一直处于守势。然而从2014年开始，以建立亚投行为代表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返亚洲”，则显示出中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主动攻势，也可以看成是对于这几年来美国军事“重返亚洲”的回应。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除了强调强化双边安全同盟网络外，在经济上提出了以TPP为重点，维护亚洲自由透明法治高标准的经济秩序的目标，但TPP进程并不理想。比较TPP和亚投行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亚洲经济对于开放型的地区主义的追求是大势所趋，中美任何一方如果在经济领域进行零和博弈都不会提高各自的领导力。认为中国经济上“重返亚洲”挑战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的看法是错误的，中美应该合作建设开放的亚洲经济秩序。

六十一甲子，弹指一挥间。习主席亚非峰会讲话抚今追昔、继往开来，他庄重宣誓，“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强调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改变。”展望未来，稳健崛起的中国将弘扬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的“务实王道”，重点携手发展中国家，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国际秩序的“新陈代谢”和公平正义。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地区强国，有责任和义务、也非常愿意在推动亚非团结与发展的征程中贡献更多力量。事实上，中国政府近一年来提出诸如“一带一路”新倡议，设立“丝路基金”、建立“金砖国家银行”、以及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设想和动议，均是希望最大限度地与亚非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在发展经验、资金和产业发展优势领域等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产业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中国愿意担当这辆发展列车的“火车头”，在“发展与共赢”、“合作与分享”的新时代“万隆精神”指引下，携手亚非国家共创未来。

当前国际秩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霸权思维作祟，有法不依。第二，现有国际治理机制与当前现实脱节。第三，国际治理落后时代发展步伐。第四，改革阻力大。为解决上述问题，当务之急是排除困难，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国际秩序，这将更加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也将为各国的共同发展创造更大空间，带来更多机遇。改革与完善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由之路。改革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核心作用，重点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治理合法化以及国际组织构成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