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一体化的复杂性，在于它的三个层次和三个层次间的关系。第一层次，东亚地区国内问题的处理和社会道路、社会制度的选择，都应是那里人民自己的事情。第二层次，东亚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民族无论人数多少，彼此都应和平相处、相互尊重。第三层次，东亚地区各国同区外世界发生联系，也应立足于和平相处、相互尊重的基础。

战后东亚地区秩序被动地适应美国全球战略，从20世纪末开始，这一情况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发展，中国重新成为地区内部的中心力量。中美两国关系的互动使东亚地区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不断变化。总体上看，只有当地区安全问题不再敏感和突出，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上的传统权力在东亚地区格局中的权重才能下降，以经济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性权力才能更多转化为地区影响力，东亚地区主导权的主要来源才能实现由前者向后者的转移。

价值观差异大，政治互信不足；缺乏主导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美国干预明显是东亚共同体构建的阻碍，但东亚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为东亚地区人民带来和平和发展的希望，为东亚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向，值得东亚地区的人民去追寻和探索，不应否认它在未来出现的可能性。

在和平共赢的21世纪，美国依然企图称霸世界，在世界各地强化军事同盟。但美国与盟友关系经历历史性变化，互信遭到削弱，步调难以一致，军事结盟战略陈旧失灵，难以为继。美国只有改弦更张、回到构建全球共同安全、促进包容性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才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发挥应有作用。

中国快速发展既是亚洲整体性崛起的重要动力，也深受亚洲整体性崛起效应的影响。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整个地区范围的联动和整合围绕中国展开的成分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对整个地区内部联动和整合的促进抬升作用越来越突出。这给中国进一步快速发展提供有利态势和地区支撑的同时，也给中国所处的地区环境增添了越来越多的复杂变数，使中国在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区域合作、热点难点问题解决等多个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的亚洲外交在坚持既定指导原则和方针的同时，进一步细化针对各次区域乃至重要国家的具体战略，从局部着手深耕细作，推动整体环境的改善。

在阵营已经瓦解的东亚，中国的周边外交原则与美国的机会主义的“补漏”政策为小国外交提供了回旋空间，而小国的有效回旋则会让地区局势充满更多变数。美国补漏与钻空子的做法并不能重塑东亚秩序，因为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已经分层且互相交错，敌友难分。中国与周边关系也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此期间出现的种种纷争也是这种变革的不适应症，而周边小国同样也有不适应症。去年中国历史性地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这既是对目前周边局势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既往外交欠账的弥补。一定程度上，在机会主义的美国重返亚太和中国周边外交调整之下，东亚格局中的小国不再是无足轻重了。

美国低估了地缘经济变化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在鼓励资本走出去的同时，忘记了如何在国内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以至于陷入产业空洞化的困境以及由此而来的衰退。美国应鼓励国内投资以及贸易出口而不是对外投资的发展战略，为此必须改革产业结构，资本市场和税收制度。但美国占据主流的依然是地缘政治思维，依然认为只要凭借美国的意志与军事力量，美国就可以改变世界，显然美国不懂地缘经济。

乌克兰内战的根子是二十多年来转型的失败，普京没有能力结束这场混乱，欧美俄三方应合作稳定乌克兰局势，各方须做出妥协。若欧美继续迷信普京可以搞定乌克兰，继续向俄施压，那欧美对俄的制裁还将升级。但叙利亚、伊拉克和乌克兰同时陷入内战，奥巴马能一只手与普京掰腕子，另一只手盖住ISIS在中东地区喷出的火苗吗？如果不能，那就考虑和普京握手言和吧。

中东地区老热点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围绕新热点出现的新博弈，使得该地区原有的脆弱权力平衡被打破，叙利亚4年内战形成的国土事实分裂以及伊拉克乱局有可能呈现的割据状态使得中东政治版图处于不断碎片化的过程中。而这一碎片化的过程又与中东地区的两大强国沙特与伊朗争相扩展本国及本教派影响力的博弈相互交织。磨合期的中东新格局必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为高度模糊和不确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