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并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这不仅是中美两国年内最重要的事件，也必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经济体和军事强国，中美关系早已超过了两国的范畴，而关系到全球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然而，近期中美两国内部、两国之间和所处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杂音和变化，习主席此访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继续前行至关重要。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源于新的时代背景和两国国力的相对变化。新形势下，传统中美关系中“美国出招、中国接招”的方式已不足以稳定两国关系，处理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挑战。两国之间的互动需要更加频繁、深层、对等，才能最终构建出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稳定框架，寻找出两国“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创新性路径。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是对全世界的一大历史贡献。

其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致力于消除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既消除了国际社会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为国与国之间消除战略猜忌探路。中美两国分别是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同属于亚太地区，客观上存在着战略上的挤压和碰撞。历史上，类似中美这样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社会文化有较大差别的两个大国鲜有实现权力共享、和平共存的先例。然而，一旦中美出现直接对抗，必然殃及全球，世界上其他国家均不愿看到此种情况。这种历史悲观和现实忧虑可能让中美的小矛盾被放大，两国社会将某些细节视为某种战略性的信号。中美能否解决“修昔底德陷阱”，关键在于控制并最终趋势性减少两国不断滋生的战略猜忌。如果两国能够达成这一前无古人的战略创新，国际社会将迎来又一个漫长的和平时代，国际政治也有望走出弱肉强食的强者思维。

其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用于解决两国关系中前所未有的新议题，这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与借鉴。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让中美两国开始面对一些来自新领域的矛盾，两国政府在解决这些新问题时没有经验可循。例如网络安全问题，该问题2010年后才引起舆论关注，但其后续发展却超出了两国决策层的预料，如今已成为中美之间的焦点矛盾之一。再如反腐合作问题，中国加快依法治国建设及民众对社会公正的追求把这一问题推上了中美关系的前台。处理这些新问题不仅需要外交层面的密切沟通，也需要两国决策层、执行层和民众对新问题有客观认识，找出两国在新议题上的核心差异，进而制定共同规则，利用程序化、机制性的渠道解决此类矛盾。中美之间关于此类新议题的共识、规则和解决方案可为国际社会制定相关国际规则铺路。

其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向未来，体现出两个大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责任。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和跨国犯罪等不仅对现存国际秩序带来冲击，也危及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美国无力独力应对和解决这些难题，而需要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协作。中美洽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两国已在气候变化上达成重要协议，为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奠定基础。两国在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上分头行动，控制其致命疾病在全球传播。这些合作在国际社会上开了好头，也造福于全球最不发达国家。

虽然中美对实现这些美好愿景有共同期盼，但当前两国正面临一些逆潮和障碍。全球层面上，作为推动中美关系最大动力的全球化正在减速。最新公布的《世界贸易监测》称，今年上半年，全球贸易遭遇自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度的萎缩。西方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渗透也引发激烈抵触，催生出该地区的极端思潮。中美关系方面，美国战略界正在掀起一股“拐点论”的大讨论，一些专家学者和部分政府人士开始怀疑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进而认为美应改变对华接触策略，使用“硬碰硬”的方式解决两国关系中的纠纷。一旦中国确信美对华采取遏制策略，中国对美认知也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两国国内方面，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经济转型正进入深水区，开始遭遇一些阻力和意外；美国则正进入四年一度的选举期，中国议题可能再次成为各总统候选人的话头。这一背景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推力，“一路皆亮点”的习近平主席访美之旅正当其时。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