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博弈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长期存在，如何在这一大背景下加强危机管控、扩大合作领域、增进战略互信，考验两国执政者和战略层，愈发凸显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美国在亚太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及在欧洲对俄罗斯的战略高压，客观上推动中俄走近。从内因来看，中俄在复兴路上需要彼此支持和战略对接。中美俄新三角何去何从、如何互动，仍是牵动国际格局变迁的最重大因素。在这一新三角的运筹中，中国始终遵循合作共赢理念、践行新型国际关系原则，较好地把握了深化中俄关系与推进中美关系的平衡，由此，中国赢得了战略主动，为继续争取战略机遇期创造了条件。欧美关系将经历显著调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欧盟安全环境的恶化同时发生，引发彼此战略重点上出现偏差，是决定欧美关系调整的结构性因素。美国希望欧洲在其周边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并在亚太呼应其战略需求；欧盟则希望美国的战略东移不以牺牲其在欧洲的安全投入为代价。当前，美欧都很难实现彼此的战略期待。美国亚太战略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试图平衡中国的影响，与欧盟对亚太地区经济优先，希望利用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机遇、促进增长和就业的目标不符。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欧美由于不同的安全战略观念、不同的地缘考量和优先方向，大西洋关系正经历显著调整。欧俄关系缓和，艰难重建欧洲安全秩序。

作者为：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约瑟夫·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阿列克谢·费年科（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安全问题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列昂尼德·古谢夫（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

马克·奥特（比利时艾格蒙特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金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陆建人（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哈桑·纳菲阿（埃及开罗大学政治系教授）

陈须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周宇（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货币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塞维利诺·卡布拉尔（巴西中国—亚太研究所所长）

大国互动

如何评价今年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美俄关系的互动及其影响？今年国际关系中最突出的变化有哪些？如何评价美国的国家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

袁鹏：2015年，中美围绕南海、网络、经贸、彼此战略方向的猜忌、冲突、博弈全面升温，涉及军事安全、高科技竞争、经济金融、国际规则等深层领域，引发部分美国学者所谓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的担忧。中美实力对比的拉近与中美战略态势的对冲自是主要背景，但更直接的诱因，则是美国对中俄走近、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的极度不适应，对中国新一轮改革大方向的相当不理解，以及对中国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的不甘心。在这一大背景下，习近平主席的首次对美国事访问格外引人注目。结果表明，此访对于两国关系的止损及增信释疑产生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两国元首首次共同明确表示要力避中美关系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并进一步推动两军在海空相遇及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等方面达成协议，在网络安全等敏感问题上决定展开对话，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形成合作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此访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然而，以今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而言，靠一次元首会晤即实现两国关系全面稳定并不现实。近期美国军舰在中国南沙岛礁附近宣示性巡弋以及继续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华发难，显示中美战略博弈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长期存在，如何在这一大背景下加强危机管控、扩大合作领域、增进战略互信，考验两国执政者和战略层，愈发凸显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美国在亚太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及在欧洲对俄罗斯的战略高压，客观上推动中俄走近。从内因来看，中俄在复兴路上需要彼此支持和战略对接，金砖峰会、上合组织则为两国在区域和全球舞台上展开合作提供了平台。中俄走近与美俄走远几乎同时，中美则在竞合两端寻求共处之道，中美俄新三角何去何从、如何互动，仍是牵动国际格局变迁的最重大因素。在这一新三角的运筹中，中国始终遵循合作共赢理念、践行新型国际关系原则，较好地把握了深化中俄关系与推进中美关系的平衡，由此，中国赢得了战略主动，为继续争取战略机遇期创造了条件。

美国经济上扬乃至国力的全面恢复是以部分牺牲其国际影响力来实现的。比如，依凭美元霸权地位，搞量化宽松，搞贸易保护主义；为了复苏经济，在应对中东乱局等国际重大问题上有限作为；为了打造新的贸易规则，撕裂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东盟整体性，等等。其结果，美国经济上去了，欧洲、日本经济依然困顿；美国置身中东乱局之外，欧洲则成为新一轮恐怖袭击的重灾区和中东难民潮的集散地。美国这种做法看似奥巴马“巧实力”战略的高明，但这种吸入式增长和自私性复苏的做法削弱了美国的道义基础，而对重大国际问题缺乏应有的担当，则必然使其作为“世界领导”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下降。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升温对华关系，奥朗德希望在反击极端主义问题上与普京联手，都是对美国上述做法的反弹。不过，美国霸权地位由来已久，捍卫世界领导地位的决心也十分坚定，面对“实力复苏、影响下滑”的趋势，美国战略界势必会有所因应。如何利用已然复苏的实力地位重塑国际影响力，无疑将成为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

约瑟夫·奈：整体来看，2015年国际关系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2014年出现的一些所谓中国超越美国的预测是不现实的。就像我在新书《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中所表达的，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都不可能超越美国。

在全球治理方面，过去一年也没有大的进展和突破。12月份举行的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各国更加认真对待气候变化这个存在已久的挑战。

中美关系在2015年取得了进展。两国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就应对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达成的共识具有深远意义。同时在一些领域，比如有关美国军舰在南海“自由航行”等问题上，两国仍然存在分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有一些竞争，但是中美两国在相互合作中的收益更大，因此两国要避免使竞争影响到合作。有美国人认为中国想把美国从西太平洋挤出去，也有中国人认为美国试图遏制中国，这都不是事实。要避免战略误判，中美需要保持高层密切接触。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美俄关系一直处于困难之中，虽然美俄在中东共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方面会有合作，但那仍然是有限的。

阿列克谢·费年科：今年国际关系格局中最大的新闻也许是中东的战火。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反恐行动改变了整个事态的发展。俄罗斯已经很多年没有组织这种境外大规模空袭行动，俄罗斯要防范的不仅是“伊斯兰国”，更要防范中东冲突的进一步激化和扩大。另外，世界也不应该忽视乌克兰，乌克兰危机现在有从东部扩大到南部的危险。

列昂尼德·古谢夫：今年的变化非常多。第一个要提到的是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西方试图在国际格局变化中继续保持自身的支配地位，俄罗斯却拒绝处于从属地位。在这一对矛盾中，双方都将对乌克兰的控制权视为达到目的的必要条件，所以乌克兰危机变成了西方和俄罗斯冲突的前沿战场。第二，必须注意的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侵袭。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但攻城略地，建立“伊斯兰国”，还准备在一系列欧洲城市开辟“第二战场”。巴黎恐怖袭击和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的俄罗斯客机就是血淋淋的证据。第三，在后苏联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不但从2015年1月开始运转，还迅速吸收了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新成员。另外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4年来首次扩员，吸收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具有重要区域意义的国家。

三个大国的关系中，首先要注意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叙利亚局势问题上出现了非常谨慎的互动协作。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仍然坚称俄应当在乌克兰危机中负全责。因此在短期和中期展望中，乌克兰东南部局势仍将是俄美之间的中心议题。

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仍然在良性发展。最近一段时间的亮点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在积极互动。中、俄、美三国之间的互动必然会影响整个世界，其他国家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这三个国家的意见。如今没有中、俄、美三方，很多国际问题根本没法解决。

欧洲选择

欧洲内部正面临债务、难民和恐袭三重危机的叠加，在对外关系上，也面临着新的抉择。

如何评价欧洲与美国、中国、俄罗斯关系的变化及其趋向？

马克·奥特：2015年是欧盟成立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期之一，它还遭受着欧洲外部邻国一天比一天更糟的危机的冲击。在内部方面，欧洲当下亟须执行由欧盟委员会制定的刺激经济复苏的“容克计划”，同时，欧洲理事会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以应对巴黎恐怖袭击给欧洲带来的威胁。恐怖主义的威胁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国际社会所有相关成员都需要积极参与形成打击恐怖主义的联盟，才能有效遏制恐怖主义的威胁。

金玲：近年来，多重危机困扰欧盟。内部，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应仍在延续；外部，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北非之乱诱发的传统安全关切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上升。欧盟正面临严峻的难民危机和恐怖威胁的困扰。上述一系列内外因素将长期左右欧盟对外政策走向。

欧美关系将经历显著调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欧盟安全环境的恶化同时发生，引发彼此战略重点上出现偏差，是决定欧美关系调整的结构性因素。美国希望欧洲在其周边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并在亚太呼应其战略需求；欧盟则希望美国的战略东移不以牺牲其在欧洲的安全投入为代价。当前，美欧都很难实现彼此的战略期待。美国亚太战略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试图平衡中国的影响，与欧盟对亚太地区经济优先，希望利用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机遇、促进增长和就业的目标不符。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欧美由于不同的安全战略观念、不同的地缘考量和优先方向，大西洋关系正经历显著调整。

欧俄关系缓和，艰难重建欧洲安全秩序。乌克兰危机是欧洲安全秩序的危机，揭示了欧俄之间面临难以弥合的认知差距和现实的“安全困境”。俄罗斯认为冷战结束以后欧洲安全机制没有调整，仍以遏制俄罗斯为目的，乌克兰危机是西方超过俄罗斯利益红线的结果。欧洲方面则认为是俄罗斯试图维护“势力范围”，武力合并克里米亚的行动，损害了欧洲安全秩序。尽管如此，欧俄关系当前出现了一系列积极因素，正从“冰点”走向缓和。欧俄和解的根本因素是彼此地缘接近和经贸、能源上相互深度依赖的现实，短期难以改变。基于此，欧盟逐渐认识到“排除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架构不可持续。

中欧深入务实合作。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欧盟不断重新校准对华政策目标和优先目标，积极推动对华务实合作。近年来，欧盟已日益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视为机遇，助其应对当前面临的增长和就业难题。中欧关系战略定位更加清晰，合作优先更加突出，双方共同致力于在平等、务实基础上打造和平、增长、改革和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列昂尼德·古谢夫：在一个相当短的历史时期内，欧洲从世界发展的中心和领先大国的角力场变成了一个由各有头疼事的国家组成的大杂烩。应当指出，欧盟惧怕俄罗斯的边缘化。普京与德国、法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年初的明斯克外交马拉松都是有力的证明。尽管近20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批评俄罗斯的声音喊得山响，必须与俄罗斯加强协作的议题一直被广泛讨论。

欧洲与美国的关系的重点仍然是军事、政治领域的责任再分配，但这一议题在短期内恐怕不会有确切答案。在北约框架内，美国仍然在推进2014年提出的任务，在中东欧扩大存在，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强联络。美国对向俄罗斯施压也同样积极。虽然在部分经济和社会领域对话上的“灰色”限制有所弱化，美国仍然支持制裁俄罗斯。

亚太秩序

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创建亚投行，美国主导的TPP基本达成，东盟着力在年底建立东盟共同体，美日同盟关系进一步加强等，如何看待亚太地区各种力量推动秩序重构的趋向？

郑永年：世界各大国正在塑造新的国际格局。从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建立一超独霸之后，美国持续在国际上犯很大的战略错误。现在，旧的国际秩序正在动摇，国际社会对世界秩序的前景很不确定。亚太地区各种力量正在推动秩序重构，但是必须看清楚的是，美日同盟、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东盟共同体、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创建亚投行，是几类不同性质的区域组织或者具有全球意义的经济安排，如果混淆了它们的性质，就会犯大的战略误判。

具体而言，美日同盟是针对第三方、具有排他性的组织。东盟共同体的建立则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东盟一直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各个大国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互动，这也使得东盟面临着来自大国的巨大压力，因此只有整合力量，东盟才能够协调发展。美国主导的TPP就是一个资本主导的所谓自由贸易平台。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早已指出，TPP的实质在很多方面是违背自由贸易精神的。包括日本、越南在内的许多国家加入TPP，其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远远超过经济因素。TPP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准经济联盟，或者是一个准政治同盟，其政治性多于经济性，而且还具有排他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符合区域对于具有开放性、包容性、非排他性的新型区域经贸体系的需求。尽管“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中国主导的，但是“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人的“带”和“路”，亚投行也不仅限于亚洲国家，中国也欢迎美国和日本加入。

当然，正因为世界秩序整体上出现问题，区域秩序重构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以后竞争也只会越来越激烈。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重构区域秩序时，目的不是要取代现存的国际秩序，而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一种补充。从这一点来看，尽管亚太区域秩序重构存在冲突和竞争，但是也有中国因素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的国际责任。

陆建人：2015年，亚太区域合作格局在多重力量的推动下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地区聚集了中、美、日、俄和东盟等世界大国或一体化组织，在区域合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国，2015年出手不凡，通过倡导“一带一路”、筹备亚投行和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三大手笔，积极塑造亚太合作大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将改变亚洲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局面，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打造亚洲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办成全球一流银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贷款，成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资金平台。

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呼吁加速建设包括全体成员的亚太自贸区，在平等参与、共同协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加强自由贸易安排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得到成员们的首肯。

2015年影响亚太经济合作格局的另一件大事是10月初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在历经5年之久后宣布结束。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中超过一半的成员加入了这一协定，这必将影响该组织的走向。

东盟10国将在2015年底宣布成立由“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三个支柱组成的“东盟共同体”，这将是东盟一体化成功的标志。东盟是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积极力量。

中东形势

如何看待伊核协议达成对中东格局产生的影响？叙利亚危机的外溢影响增大，如何评价并预测美、欧、俄等主要力量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介入力度及解决方案？未来“伊斯兰国”能否得到有效的遏制？

田文林：伊核协议达成是中东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其影响总体是积极的。首先，伊朗日趋摆脱孤立状态，外部回旋余地加大。近年来，伊朗因核问题遭受美西方制裁孤立，导致经济形势严峻，外交孤立，安全形势恶化。伊核协议达成后，伊朗有望通过削减核能力，换来西方解除制裁承诺，由此使伊朗经济潜力有望强力释放，同时伊朗与美欧关系也局部松动，使伊朗在中东乃至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日趋增大。其次，中东地区解除一大战争隐患。伊核问题是中东最复杂、最具爆炸性的地区危机，根源是伊朗与美国对抗。过去相当长时期，美伊在核问题上立场针锋相对，致使核危机持续升温，战争风险一度明显加大。而当前伊核问题实现“软着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幅降低。第三，有助于维护中东核不扩散体系。近年来，伊朗积极推进核计划，令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深受刺激，竞相启动和平利用核能计划，中东核扩散风险明显增加。而根据新达成的伊核协议，伊朗将大幅减少离心机和浓缩铀数量，并对阿拉克重水反应堆进行改造，由此基本消除了伊朗短期内研发核武的能力。根据白宫的说法，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路径基本都被堵住。中东核扩散风险大幅减少。

哈桑·纳菲阿：伊朗以永不发展核武、接受国际监督等条件换取西方解除制裁，未来可拿回总量超1000亿美元的遭冻结海外资产，其石油日均出口量将增加至少一倍，有望在未来几年实现经济年增长7%—8%。全面伊核协议的达成将给伊朗未来发展带来难得机遇。

除了经济发展，协议还将改善伊朗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以此赢得地区战略主动。西方制裁逐步解除后，伊朗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及也门等地的传统政治影响力将得到巩固，在中东的地缘战略回旋空间将得到增加。而美国将借助伊朗平衡中东其他国家，尤其是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

然而在伊朗内部，依然存在协议落实的变数。伊朗国内的保守势力强烈反对这一协议，伊朗和美国之前从未执行过此类复杂的交换条件。在互不信任的氛围中，误解将无法避免。令中东陷入失序的原因太过繁杂，任何一个外交突破都难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马克·奥特：最近俄罗斯决定武力干预叙利亚的举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前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其进一步引发全球性的灾难的风险不容小觑。目前的危机可能从中东扩散到高加索、中亚乃至巴尔干地区。有许多历史学家和战略家提出关于该地区“第三次世界大战”前情形的警告：军备竞赛升级；区域与区域间的对抗；一些不顾一切风险的少数民族等等。

“伊斯兰国”的出现是该地区国家和社会一系列广泛问题的症状综合体现：国家治理失败，管理不善和缺乏发展。“伊斯兰国”发展出如此复杂的统治和占有制度，使其成为一个难以应付的对手，它比一般的恐怖组织要复杂得多。

西方对于中东地区的干预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故事。从一战开始就播种下现今的种子，尤其是分裂国家的和极端的非国家组织出现的隐患。目前美国的战略是不连贯的，跨大洋的分歧非常明显。未来该地区的解决方案必须包括一个地区安全体系，包括三个非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

欧洲人和欧盟应该认识到在欧洲和它的邻国之间有着一种循环危机的影响。来自一些中东国家的巨大难民潮已经把欧洲的团结置于空前的压力下。

全球治理

今年多国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对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讨论也成为国际舆论的热点话题。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治理结构方面，今年有哪些突出的新动向？

郑永年：中国在推动国际政治和经济治理结构方面起到突出作用。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一直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持者，当然中国不是保守的维持者。中国的判断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架构仍然有效，但是必须推动改革，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有效。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位强有力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改革，这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中国继续在现存国际体系内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宣布将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更多资金和部队、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等例子，都表明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中国依据本国实力、自身需求和其他国家的需要，努力推动构建其它区域性组织。

在世界其他地区，中国也越来越成为新的区域秩序的倡议者和推动者。例如在非洲地区，中国帮助非洲人发展他们自己的治理体系。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哲学不同，美国人秉持给他国构造体系的观点，而中国秉持和而不同的观点，并非是要干预他国事务。

此外，金砖国家所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也持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陈须隆：世界各国举办活动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凸显了和平主题，凝聚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共识。尤其是，中俄两国举行了历史性的盛大阅兵式，在彰显各自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民族牺牲和不可磨灭贡献的同时，表达了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的意志。

联合国举办了系列峰会纪念其成立70周年，显示出其在国际体系与秩序中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2015年全球治理格局加速重构，由西方发达国家或北方主导加速向南北共商共建共享转型。中国的全球治理地位凸显。英、法、德、意、韩、澳等不顾美国阻挠，加入亚投行，对接“一带一路”，深化对华合作。亚投行成立协定签署；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即将全面运作并启动首批合作项目；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工作持续推进；丝路基金开始运作。这些新兴机制互为补充，形成合力，将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金融话语权，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取得重要进展，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树起新的里程碑。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继续提升。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强调要继续领导世界，紧抓新一轮国际规则制定权，出于政治考虑，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匆忙达成，经济合作战略化、贸易政策政治化趋势增强，图谋以划分经济势力范围和制造地缘政治风险相结合的方式迟滞新兴大国崛起。

陈凤英：2015年将因开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性变化而载入史册：中国倡议的亚投行正式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落户上海；美国主导的TPP最终结束谈判，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年底达成；中国的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对中国而言，2015年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开始发挥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年。这也预示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变迁，正由量变向质变演进。

众所周知，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基于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反映的是当时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与权力的分布状况。在此治理架构内，众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无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战后70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后者的GDP占全球产出超过一半，达到57.1%，2015年即使其经济增长放缓到4%，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贡献率将达68.4%。但是，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内，它们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微不足道。二十国集团峰会在2010年决定改革IMF份额和治理方案，美国国会迟至今年12月才通过相关改革方案，令全球失望。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现行体系内相当困难，这迫使金砖国家率先另辟蹊径，开始探寻成立属于自己的融资平台，即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从战略意义看，新开发银行的成立虽然无法重塑国际金融秩序，但肯定对原有不合理的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将推动其进行必要改革，最终构建起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使世界经济真正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

马克·奥特：2015年，我们可以确认看到冷战结束后原有的世界秩序的消失。中国和欧盟必须在塑造新世界秩序上成为紧密可靠的伙伴，这种新秩序涉及一种新型的世界治理模式，需要同时考虑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和一些全球性挑战，诸如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非国家行为体对于资源的竞争等。这将要求对创新、科研、良好的政府治理以及人的发展给予高度的重视。

新兴市场国家

今年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势出现分化。前些年积聚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势头能否保持，将对世界多极化趋势形成怎样的影响？

周宇：201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出现不平衡。IMF预测2015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6.8%和7.3%，远远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4%的增速。另一方面，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增速分别为-3.8%和-3%，远远低于4%。有人对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产生了怀疑，然而以金砖国家为主导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并没有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仍占最大份额。2015年前三季度仅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高达30%。IMF预测201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将维持4%的增长，该增速虽然比前几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高于发达国家2%的增速。只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仍高于发达国家，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仍将处于上升趋势，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仍将延续下去。

近期，美国采取升息政策有可能诱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外流，从而增加其经济风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俄罗斯和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经济的触底反弹、中国经济的趋稳和发达国家经济的好转和需求的增加，将有助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恢复。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发展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主要受惠于两大竞争优势，即通过利用发达国家技术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的后发优势和低工资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当前，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工资水平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因此这两大优势仍是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主要动力，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必然会助推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发展趋势。

塞维利诺·卡布拉尔：今年，金砖国家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而言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其中两个重要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出口大国——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都经历了一定程度上的动荡。巴西应该更好地面对货币贬值这个客观事实，投入更多的精力复苏本国工业，制造更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品，拓宽与各国的贸易范围，这才是巴西要真正走出经济困局的根本途径。

从一个整体而言，金砖国家正在寻找更为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层面的力量已经逐渐显现。同时，金砖五国建立了一些更为务实、有效的机制和机构，例如签订协议建设两洋铁路、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

总体而言，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和发展势头依然是比较积极正面的，中国正朝着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前进，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都属于相关地区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也是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未来发展依然充满活力。在政治诉求方面，作为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这几个国家都在通过自身改革、相互合作和建立新的金融机制寻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文章转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