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是当今世界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暂时性大国经济协调机制，是世界性权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治理方面的政治联合形式。国际社会既是统一的，又是分裂的，二十国集团将国际社会的分野在体系内以突出的形式体现出来，包括国际体系内守成阵营与改革阵营的分野、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逐渐形成的反差、集团内部因议题和发挥二十国集团作用而产生的派别对立等。发挥二十国集团作用的核心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围绕二十国集团是否和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大致形成了四个方面的国际关系行为群体，国际社会有力量阻止经济集团的分野演变成世界政治的分裂二十国集团是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由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代表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组成的，以经济事务治理为主要议题的国际论坛，是当前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还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活力；它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促进的结果；它的影响不是单维的，而是将产生多方面的政治后果。

1二十国集团的兴起及其实质

(一)二十集团的兴起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两类经济群体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产物

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两大经济群体性力量：一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七国集团为代表的经济力量，它们依托美国在战后初期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等世界秩序安排以及高效的生产率、工业基础、信息化革命等成果，主宰着世界经济，拥有全球最大的贸易、金融与投资体系，长期居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我们一般称之为发达经济体。二是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杰出者为代表的经济力量，它们一度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带。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和世界经济的大发展，产生了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接着，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争取世界经济新秩序等运动蓬勃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推动联合国召开了贸易与发展大会，同时加大与发达国家的经贸联系，不断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有不少国家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家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断推动贸易立国与技术创新，积累了较为雄厚的外汇储备和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新兴经济体、新兴大国等概念开始见诸于各种经济展望和预测报告中。

新兴经济体的兴起是当代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重要现象，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1991年的18%上升到2010年的36%，相应地，发达经济体的份额逐步下降，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则基本保持不变。

上述两类经济群体力量的角力，既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与冲突，相互争夺资源要素、争夺劳动力、争夺话语权；又相互依赖、相互带动。到了世纪之交，新兴大国群体力量已经强大到这么一种程度：发达国家不能简单地忽视和压制它，而有必要采取一种制度框架将它与自己拉到一起。

(二)二十国集团的兴起是全球性金融危机连续爆发、不断深化，发达国家被迫联合新兴经济体应对全球经济治理难题的结果

这是偶发性因素。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爆发了几场连续的金融危机，即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土耳其和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正是为了应对上述金融动荡而创立的国际组织，而后其事务范围迅速扩展至经济、社会和安全领域”。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等国家为了联合新兴经济体共同应对危机，将二十国集团从部长级提升到领导人级别，建立了峰会制度。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主动与新兴经济体联合开展峰会活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之前的金融危机不同，此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广，迅速波及欧美，而且持续时间长，被认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

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甚至指出，“世界正面临着一场大范围的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它并不是单纯的金融危机，而是金融危机引发的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以金融危机为突出表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扭结在一起的一次深刻的经济危机。面对这场新式的危机，发达经济体很快达成共识：当今的世界市场不是两个市场，而是一个市场，都是在全球化的逻辑下运行的命运共同体；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必须给予重视和借助。最可行的办法是，开展新时期的国际经济协调，建立具备政策协调功能的国际论坛并力推论坛的制度化。

(三)二十国集团的兴起是国际经济协调制度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是一个系统性因素。随着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国际社会越来越注重开展国际经济协调，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国际会议以及建立区域经济组织等方式进行对话协商，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节。

这是国际社会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治理的经常性工作。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崩溃以来，一个总的发展趋势是协调主体多样化、协调内容扩大化、协调对象区域化、协调形式动态化。

尽管美国凭借超强实力一直操纵国际经济协调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但是对金融和贸易单纯依靠机构性协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大国协调、区域协调以及内部成员之间的多边经济协调越来越多，国际经济协调的议题又增加了农产品、信息通信服务、知识产权以及环境保护等相关领域甚至扩大到反对恐怖主义、人口、人权等社会政治领域，协调的复杂性和难度都有所加大，传统的协调组织越来越不能适应不断变动的国际经济治理需求。

在南北经济关系协调和全球治理协调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逐渐退出主导地位，七国集团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历经“图书馆集团”、“五国集团”等成为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协调机构。

然后，随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由七国集团发展而来的八国集团陷入“合法性”危机和“效率”危机，金融危机、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包容与合作，由少数几个正在衰落的国家占据的“富人俱乐部”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越来越力不从心，并且备受质疑。

“西方国家意识到，没有新兴大国的参与，八国集团绝不可能再有效地管理全球经济和重新塑造全球化进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七国集团财长会议首先倡议成立了二十国集团。”在二十国集团诞生之前，也有人提出过“三十国集团”、“二十二国集团”。可见，二十国集团的成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综上所述，二十国集团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南北双方相互救援努力的结果，是当今世界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暂时性大国经济协调，是一项国际政治行动。说它“暂时”，是因为它在形式上还仅仅是论坛，并没有机制化。

说它是“国际政治行动”，是因为它是在世界性权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治理方面的政治联合形式。其核心至少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领导七国集团；二是中国在多大程度上领导金砖国家；三是中国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不少人对于二十国集团寄予厚望，也有不少人则对其发挥作用抱有复杂的心情。二十国集团的前途，取决于成员国特别是中美两国有多大能力与意志来克服因二十国集团兴起而体现出来并有所强化的国际社会的分野和矛盾。

2围绕二十国集团建设，国际社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分野

国际社会既是统一的，又是分裂的，只不过统一和分裂两种权力运动的形式和范围不同罢了。二十国集团的兴起同时引发了这两种运动，将国际社会的分野在体系内以突出的形式体现出来

(一)国际体系的守成阵营与国际体系的改革阵营的分野

二十国集团的构成很明显地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发达经济体有9个成员，新兴经济体有11个成员，双方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实力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发达经济体中又有7个属于七国集团成员，新兴经济体中又有5个属于金砖国家成员。

这种经济身份上的分立，不同于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那样泾渭分明的敌对，而是以全球治理基本态度划为国际社会中的守成阵营和改革阵营。

“当前，全球治理开始明显出现两个中心：一个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集团；另一个则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倡导渐进式改革；美欧发达国家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守成者，却在改革的道路上一步三回头。”

这些金砖国家，其实就是二十国集团中的新兴经济体，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群体：南非代表了非洲，巴西代表了拉丁美洲，中国代表了亚洲，俄罗斯代表了东欧、中亚的转型国家，而印度则代表了南亚、东南亚国家。

这些国家在每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前都会召开协调会，协调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立场，力争发出能够代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声音。虽然两个阵营本质上都是现行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但是两者对于秩序重构的积极性是不一样的，重构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

它们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金砖国家较七国集团成员国更加注重经济政策的独立自主性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强调放松政府管制，强化知识产权，坚持私有化，促进税制改革，推动汇率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等等。

1997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认识到，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支撑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未能起到稳定国际体系的作用，应当发挥二十国集团这样更富活力、更富多样性和更富改革性的新型国际组织的作用，让后者实质性地参与全球治理。守成者与改革者两大阵营的分野，具有多方面的政治与经济后果：

首先，改革者以明确的改革态度制约了发达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例如2009年金砖国家峰会提出了“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上有关议题的讨论，引发了二十国集团决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与投票权进行改革。到2016年，这项改革已基本完成。

其次，提高了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带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金砖国家是二十国集国中的新兴经济体代表。2012年，金砖国家的名义GDP增量较上年增加9000亿美元，占全球名义GDP增量的60%，远高于七国集团的11%；金砖国家的名义GDP的总量约为全球的21%，占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54%。

2000—2012年间，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10%、6.9%、5.2%、3.4%、3.5%，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在此影响下，2010年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高达73%，其中中国自2007年起就连续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再次，有利于发挥多方力量保障国际社会安全运行。金砖国家成为全球治理的改革者和促进者，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国际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比如在2013年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期间召开非正式会晤，决定建立总额度为1000亿美元的“金砖应急储备基金”用于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

(二)联合国的作用与二十国集团的崛起逐渐形成一种反差

联合国约有220个成员国，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只是它的很小部分，却代表了全球2/3的人口、85%的经济总量，且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网络中心，不但在联合国经济事务，而且在政治、文化等事务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联合国内的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分野。这种分野其实就体现在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的关系上。

从理论上讲，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是最大的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起来的总体性机构，拥有最多的成员国，具有最大的代表性、规范性、权威性和合法性，是国际社会安全、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根本治理机构，具有全球宪政机构的性质。

而二十国集团是国际社会在应对战后经济危机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主要以大国论坛形式存在的国际经济协调方式还称不上严格意义的国际组织，但是它发展迅速、影响巨大，近年来成为南北关系的新型协调机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责任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治理的态度。

从理论上讲，两者在合法性上有着天壤之别，也有着明显的互补性：联合国负责安全与文化社会等国际事务，二十国集团则集中关注全球经济治理；在经济治理方面，联合国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均衡发展等议题，而二十国集团则偏重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创新等议题。近年来，两者之间也逐渐磨合成一种关系：

一种形式是联合国讨论普遍性原则，二十国集团认为必要时就加入专题研究，并提出操作性的建议，这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非常明显。如2015年联合国召开巴黎气候大会，2016年的二十国杭州峰会上也将专题讨论气候问题；还有一种形式是由二十国集团研究提出引领性的世界经济政策，联合国再以大会的形式加以肯定和支持，比如2010年首尔峰会等几次二十国集团会议都提出了发展议题，联合国后来加以肯定并提出了关于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议题。

在将来，二十国集团与联合国要切实加强合作，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发挥双方的优势：一是要发挥二十国集团反应快、效率高、宏观政策协调性强等优势；二是要发挥联合国议事机构完备、决策机制成熟、代表性强等优势。

具体讲，二十国集团利用联合国的广阔舞台，加强成员国与非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联系，使得各类可持续发展议程更加符合国际社会的具体情况，使得各种方案更具操作性；

而联合国则借助二十国集团在经济金融等方面的雄厚财力支持和多元化的干预手段，聚焦最可能实现突破的技术创新等领域，提高工作效率，以产生良好的合作效果两个组织可以建立由联合国秘书长与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定期会晤制度，保证双方定期参加对方召开的有关发展问题的会议，加强双方的信息沟通与预警机制合作，及时提出政策协调的意见与建议。

在2016年杭州峰会上，二十国集团或可以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参加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讨论，听取后者的意见，并通过后者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态度。可以举行联合国副秘书长与二十国集团部长级会谈甚至工作组或专家组的会谈，增加二十国集团会议协调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另外，还可以举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联合国机构人员与二十国集团人员的专题会议，讨论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提供建议。

(三)二十国集团内部因议题而产生的派别分野

在二十国集团内部，围绕有关议题，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产生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对立。例如，能源资源出口国与能源资源进口国之间的对立：传统能源出口国沙特等中东国家和新兴能源出口国美国等，依托自身固有优势，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希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保证自身能源出口的安全，而中国、俄罗斯等石油新兴经济体，对国际原油市场影响不大，主张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就建立能源治理机制达成共识，以对能源资源价格体系产生约束，保证供给充足、价格平稳偏低。

显然，两类国家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形成了明显的对立。又如，减排激进集团与保守集团的对立。

法国等一些工业化国家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持有十分积极的态度，主张各成员国接受五年一期的系统审查机制，这个审查应具备法律效力。法国还主张对于违反约束排放限值的经济体实行“惩罚性条款”。而中国、墨西哥、巴西、印度等经济体则组成了保守集团，反对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激进做法，希望既要考虑减排，更要重视经济增长，希望维持“自愿减排计划”的模式，即自己提出减排目标，自己核查申报。

2015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其实是两个集团方案的暂时妥协。激进集团主动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用于向保守集团持相似立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补贴，但落实起来非常困难。

这样，保守集团就更不愿意放弃对化石燃料的补贴。金融体系安排形成了维护美元强势地位与主张强化“超主权储备货币”之间的对立。

关于金融体系的改革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力量，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核心同盟派，企图维护美元的强势地位，主张对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基础上进行有限度的改革，反对“另起炉灶”；二是以俄罗斯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提出建立新的世界货币，即超国家主权储备货币，以消除国家主权货币的固有缺陷，这实际上是解构了美元霸权地位；三是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对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危机耿耿于怀，对美国所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十分不满，主张加强金融的规范性，加快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3多大程度上发挥二十国集团作用成为国际社会分野的关键问题

(一)发挥二十国集团作用的核心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从二十国集团发生、发展的轨迹看，二十国集团根本上是一个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要求新兴经济体作出国际贡献的国际经济协调组织。美国及其主导下的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处理新形势下的经济危机，只好借助日益强大的新兴经济体来共同治理，而新兴经济体的核心国家显然是中国———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公认的“世界工厂”、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而且还是新兴经济体里履约情况最好的国家，体现了国际责任和世界贡献；在国际社会关于全球治理政治组合的划分上，也大多以中国崛起和中国参与度来认识世界秩序变迁与权力转移。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与美国实际上在经济治理领域正在形成G2集团，两者分别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重大的世界秩序特别是世界经济秩序进行协调，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年度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通过经济对话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等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维持全球经济治理的整体利益。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美国和欧盟是当今世界经济“三架马车”，二十国集团的经济协调主要就是这三大经济体的协调，三者构成了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G3。

历史已经表明，只要这三家能够达成一致，二十国集团在经济增长、金融监管、气候变化应对等方面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

除此之外，还有G4，G5，G5+5，G+N等不同的政治组合，都从不同角度突出了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的作用。从客观上讲，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实力越大、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越强，二十国集团的作用就越大，反之亦然。

换言之，二十国集团是国际社会容纳中国崛起的体制内活动舞台，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制的重要国际平台，深刻体现了世界性权力转移的空间特点。

然而，从主观上讲，并不是所有的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以及国际社会成员都对积极发挥二十国集团作用持一致的看法。有些国家虽然不得不借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治理全球经济事务，但是，只要有机会还是想另寻他途来维护自己的既有利益。

关于二十国集团本身治理和制度建设等操作性问题，它们从根本上是不希望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得太快，不希望已有的国际体系转化得太快，不希望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幅度过大。

因此，多大程度上发挥二十国集团的作用，就是多大程度上接纳中国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新兴主导国家，也就是多大程度上接受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二)围绕发挥二十国集团作用形成的国际社会分野

围绕二十国集团是否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大致形成了四个方面的观点及其支持的力量集团：以若干国际金融组织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认为二十国集团“作用不大”的国际关系行为群体；以日、英、法、德和“重债穷国计划”各国为代表的认为二十国集团“能够发挥次要作用”的国际关系行为群体；以美、加为代表的认为二十国集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关系行为群体；以俄、中、巴、印、南非等为代表的认为二十国集团能够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国际关系行为群体。这些不同的国际关系行动群体，有的是国家群体，有的是国际组织群体。一是认为二十国集团“作用不大”的国际群体。

这个群体认为，二十国集团拥有20个成员国，数量太多，不便于协调一致地进行行动；集团成分复杂，没有秘书处，制度安排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制度权威；协调功能不足，无法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在2007—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过程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未能成功地加以预测和处理。

持上述观点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是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和部分国家，这里的国际金融组织主要包括由英国控制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和由德国创设的金融稳定论坛(FSF)，它们与二十国集团同期诞生，与二十国集团有明显的竞争关系。贬低二十国集团作用的国家，一度由三类国家组成：

一类是支持上述国际组织的国家，另一类是没有进入集团的中等强国，还有一类是对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和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持否定态度的国家。

二是以日、英、法、德和“重债穷国计划”国家等为代表的认为二十国集团“仅能发挥次要作用”的群体。这个群体认为，二十国集团是国际社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国际组织，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进行国际经济治理协调的途径，有助于沟通信息，增进理解，加强合作，能够补充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足。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二十国集团的作用，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不应以削弱七国集团等的主导地位为条件。

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作为七国集团中的欧洲代表和亚洲代表，它们不太希望有新的经济大国与之分享既有的全球治理地位及其相关资源，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但是在它们的主导下进行改革；虽然与新兴经济体都属发展中国家，但与新兴经济体差距在拉大，二十国集团崛起后反而可能会影响七国集团等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支持。

三是以美、加为代表的认为二十国集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关系行为群体。

这些国家认为，新兴经济体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二十国集团为发挥这种力量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平台，没有这个平台，国际危机治理就会陷入无序，二十国集团拥有经济学家与财政部长的专业能力，工作计划灵活，会议议程有效，较其他国际组织更能担负国际经济协调的任务。二十国集团可以在国际金融、经济增长等经济领域以及重要的非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将现存的全球治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二十国集团固然能够极大地改善国际经济治理的能力与水平，优化全球治理的结构，但是不能代替现有全球治理机构的作用，不能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四是以俄、中、巴、印、南非等为代表的认为二十国集团能够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群体。这个群体认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二十国集团已经从部长级会晤发展到领导人级会晤，无论从领域宽度上还是从协调效率上，基本具备了取代七国集团的基本条件。事实上，它不仅在经济治理事项中，而且在反恐、环境保护等经济之外议程上也取得斐然的成就，已成为公认的全球治理网络中心。

世界秩序应当在二十国集团所代表的国际政治力量格局基础上加以重组，它不但在维持七国集团的同时吸纳了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从而使这个国际组织和世界秩序具备了更大的代表性和合法性，而且提供了透明化的规则体系，从而使规范性有实质性推进。

(三)国际社会分野的前途：世界政治分裂？

围绕二十国集团的兴起引发了多方面的国际社会分野，是一个新的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它和过去一段时期的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下国际关系演变有着较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显然发生在世界秩序层面，体现了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对于这个分野现象，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世界政治分裂的重要体现，与特朗普在美国政治中的崛起、英国通过公投脱离欧盟、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危机、美国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等出乎国际社会预料的政治现象一样，预示着世界政治正在走向分裂，而不是一体化。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反全球化运动的自然结果，国际社会的主题是全球化下的国际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反全球化的力量也是反国际社会的力量，当反全球化的力量不满足于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安排时，就以分裂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社会。随着它与政治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力量结合在一起，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国际上的政治分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仍属于国际政治常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造成了新的全球治理中心，而旧的治理中心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秩序双轨制的历史结构下，以美国为首的守成国集团必然不能像过去那样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物品来解决各式各样的“治理赤字”，因此各种不平衡、反差和矛盾就会多方面地显示出来。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国际社会的分野仍然属于正常的国际关系现象，虽然一体化与全球治理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只是阶段性的，它与过去一段时期内一体化发展过快有关，也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有关。

总的看来，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全球社会建设仍然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二十国集团的兴起引起的各种矛盾是在世界性权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调适性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世界性阶级斗争，也不是全球危机总爆发的前奏。

相反，通过二十国集团峰会、联合国大会等国际舞台，国际社会了解到各种矛盾的严峻性，并着力建设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及纠正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反差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可以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推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的协同发展，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围绕世界秩序和世界性权力转移等关键问题就会形成越来越坚实的利益共同体，达成越来越多的国际共识。

这种利益共同体与国际共识的基本面短期内不会破裂，国际社会仍然有力量阻止经济集团的分野演变成世界政治的分裂。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本文刊发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