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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一个后民粹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子?
发表时间:2017-06-28 17:23 来源:国际网
后民粹主义时代,每个国家都需要稳定的国家框架。国家秩序的耐性和韧劲才是对抗民粹主义的关键所在,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都需要进行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后民粹主义的世界秩序,是更加多元的文化精神和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模式相结合,从而在大众社会时代实现治理和自我治理。只有每个群体的认同和身份得到确认,在国家制度,乃至国际治理上得以体现,人性中的躁动情绪才能得以安抚,民粹主义才不会走上前台。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绘我们所处的时代,你会选择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民粹主义。金融危机爆发的六七年之后,危机的政治效应开始显现出来。从人性来说,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找到一个父亲一样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强势政治人物的崛起。

民粹主义其实就是这样的危机后遗症,是民众参与的政治,打破和压缩了政治的层级,越是强调大众主权,就越要把权力转移到具有魅力的政治人物手中,不管川普如何不靠谱,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他,无论马克龙多么年轻没有经验,他还是被选民认定为拯救法国于危机的那个人。

这是一个民粹主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危机不断释放的艰难时刻,更是世界历史回归的时刻。去年,很多人认为是黑天鹅事件频频发生的一年,人们的既有习惯和知识已经难以认识现在这个世界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简单来说,我们将过去视为理所当然,当世界形势一日三变的时候,考验的就是人们解释世界的能力。

回到历史,就会发现当下的世界,曾经在某个历史的时间点上出现过,因为历史的发展虽然不能重复,但是也有周期性,技术可以改变很多,但是难以改变人性。人是贪婪的,所以财富的分配很难均衡,两极分化几乎是历史的铁律,罗马帝国如此,当下的美国也是如此,最富有的那5%的人群拥有的财富等于剩下的那95%,中产阶层的贫困化必然产生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特朗普就是那些“失败者”——被遗忘的人——选举上来的,至于特朗普的施政纲领会不会也是民粹主义的,那是另说的。最近他表示:我不能用一个穷人来执掌美国的经济政策,此言一出,相信很多人为此也放心了。

民粹主义就如同幽灵一样,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任何一次危机都会带来民众的觉醒,没有组织的民意就是民粹主义,这样的民意难以形成政治动员之后的共识。民粹主义也是对现有官僚体制框架的修正,但是谁也不可能在一个无组织的环境下生活,任何政治组织都需要进行等级性的建构,就像韦伯所发现的,市场经济和官僚制度是近代以来理性化的体现,因为它们实现了非人格化的交流和互动。冰冷的官僚制恰恰是民粹主义所不喜欢的,就像金融危机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折射出来的不满情绪最终在2016年大选中爆发出来,把特朗普推上了白宫。

如果回顾民粹主义的历史,没有人认为民粹主义会成为常态,而是世界历史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如果不能想象后民粹主义之后的世界秩序,那就看看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从19世纪中后期,民粹主义正式登台,比较典型的就是19世纪末美国总统候选人布莱恩,他反对金本位,主要实现复本位,反对华尔街把美国民众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他几乎非常接近总统的位子了,特朗普可以说是对100年前美国民粹主义的回响。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再到社会的震荡,最终传导到政治上,甚至会引起国际政治秩序的重组。20世纪30年代,我们看到了民粹主义兴起的“全过程”。民粹主义被当作应对问题的可能方案,打破了官僚制度的中间层级,通过强大的宣传和组织,完成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动员,政治强人与普罗大众成功联姻。就像一辆汽车一样,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看着可以飙起来,却是非常危险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以一种更加迫切的心态去面对问题,采取最直接的手段去解决。

在历史上,随着危机的消退,进入下一个政治经济周期之后,民粹主义也会慢慢隐没起来。民粹主义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同样面临着各种的挑战,曾经主流的思想与思潮依然流行。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面临着罗斯福的美国的抵制,今天的特朗普面对着政党政治以及主流媒体的规制。英国特蕾莎·梅的“硬脱欧”方案遭到了提前大选的抵制,马克龙在法国当选被认为是民主的缓慢进化等等。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后民粹主义的时代了。世界是继续向前迈进,还是停滞不前呢?首先可以确认的是,后民粹主义时代,政治权威需要重新建构,公投以及提前大选,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削弱,权力不是在国家之间转移,而是从民众向政治人物的转变。后民粹主义时代,每个国家都需要稳定的国家框架。国家秩序的耐性和韧劲才是对抗民粹主义的关键所在,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都需要进行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

每个国家或者地区都需要寻找一种基于自身传统的发展之路,寻找自己的传统,以及安身立命的精神。当今的世界高度一体化,同时也是空前的裂变,“西方的消退”成为当下的现实,全球性的共识慢慢沉降,这是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巨大考验,需要寻找新的指引。当然,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精神”或者说“自我认同”需要更加稳固的国家制度框架与之相融合,唯有如此,这个国家或者地区才能比较稳定。中东地区的失序根本原因在于极端伊斯兰的核心法律和精神与现代的世俗国家制度难以相匹配,而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极端主义者与都市化的世俗生活不能融合。这对源于欧洲的世俗国家制度是巨大的挑战,或者说这是世界历史上,至少是欧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后民粹主义的世界秩序,我们只能去想象,是更加多元的文化精神和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模式相结合,从而在大众社会时代实现治理和自我治理。只有每个群体的认同和身份得到确认,在国家制度,乃至国际治理上得以体现,人性中的躁动情绪才能得以安抚,民粹主义才不会走上前台。

(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中国经营报》)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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