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态度较为积极，舆论环境有利于两项倡议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政策手段、前景及影响在沿线及域外国家引起热烈讨论，相关舆论既有积极和期待的一面，也有消极和疑虑的一面。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因此，有必要针对相关国家官方、政策研究及学术界、企业界、媒体等主体开展对外传播，对“一带一路”进行更为全面、准确和务实的宣介，及时纠正误解、减少疑虑，创造积极的国际舆论氛围。(一)针对周边及沿线国家：避免将倡议战略化和地缘政治化，强调和平共赢性质。(二)针对域内外大国(美俄印欧等)：强调倡议的合作性和非排他性。(三)针对相关国家及其民众：在具体地区和领域探索和夯实互利平等共赢合作的基础。

习主席博鳌演讲审时度势、从容自信，思想精髓有三。一是系统阐释“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提出构建“共同体大厦”的四大支柱。二是系统宣介中国内外发展新愿景。其一，内外兼修、“内圣外王”。其二，耐心细致解说中国经济“新常态”。即“三个转向”。其三，对外分享中国发展“新红利”。三是积极增信释疑，主动为“一带一路”正名并顺势推广。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多的不是外向性的地缘政治战略，而是促进中国西部地区发展和扩大向欧亚内陆甚至欧洲地区开放的宏大经济愿景。其次，“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类似欧盟和关税同盟那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或机构，而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进程进入新阶段之际提出的、加强欧亚大陆区域经济合作的倡议。第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人为强行推动的一体化方案，不是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自然形成的进程。第四，“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由中国一家主导的地缘经济计划，而是多元、开放的进程，与俄罗斯推动的欧亚一体化进程和美国推行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不存在直接的冲突，它需要欧亚大陆国家的共同参与。

确定与建设支点国家是必要的，但中国有必要在塑造支点国家的同时，推行“亚洲五强外交”，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中国的周边外交可以按照领域划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并可进一步区分为功能领域：农业、交通、人文、教育，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到某一个议题。由于“四强”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的周边外交应该关注这一环节。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在经济方面，尤其是互联互通。为此，中国或许可以倡导召开“亚洲五强经济论坛”，在几个国家间轮流举行，以此强化亚洲几大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不过，作为一项中长期战略，显然不会仅限于经济。这五个国家代表了亚洲的几大文明，还可以考虑举行“亚洲五强文化论坛”，或者创立“亚洲文明对话”机制。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为结交“铁杆朋友”所做的积极努力，是对中国不结盟政策所做的一次重要调整，既坚持了不结盟的原则，又根据形势需要，注重提高伙伴关系的质与量，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政策的新发展，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与时俱进。但要构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伙伴关系，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完善。既广交朋友，又精益求精地结交“铁杆朋友”；既兼顾双边关系的发展现实，又系统性地规划伙伴关系建设，恐怕是中国今后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面临的课题。

亚投行标志着中国迈向世界的第一步，要让这第一步迈得扎实，需要应对下列几个方面的挑战：1、亚投行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不是一家中国银行。亚投行必须兼顾各成员国的利益而不仅是中国利益。2、在一个国际多边组织中，股权和投票权仅仅是“硬实力”，“软实力”远比“硬实力”重要。3、规范透明将是相对分散弱小的其他成员国的最主要诉求，在亚投行的创始阶段，为了确保规范透明，宁可牺牲一点效率。4、亚投行如果能够和民间的资金嫁接、合作，将会撬动比股本金大得多的资源。5、许多现存国际机构的诸多弊病，亚投行有机会认真研究这些弊病的根源，在创始的设计中尽可能避免。在大型国际金融组织之外，有许多成功的私营和民间金融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完全可资借鉴。

“一带一路”确实也有很多风险和困难。首先就是处理大国关系，另外就是在实施项目的过程当中有大量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国有企业遭受误解的问题。这需要通过综合措施克服困难，降低风险，行稳致远。第一条还是要坚持中央确定的“亲诚惠容”、合作共赢基本方针，准备通过长期持久的合作努力实现计划目标。要特别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转移，充分发挥这类转移对承接国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另外项目设计实施加强与包括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务实合作，学习借鉴国外行之有效做法，还要不断总结我国相关实践的经验教训，大力进行各层次人才培养，保证新战略取得预期成功。